出版文化协会(下称出协)创立于1947年,按年头算已有56年。出协作为我国出版人的核心,在为出版自由抗争的同时积极参与政府出版政策的制定,并通过发行各类图书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领域的发展与提升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出协会长不仅仅是出版界的代表,更是作为社会领袖人物受人尊敬。在此过程中也有政界的诱惑,几位怀有其他个人志向的前任会长还进入了国会。 就任出协会长后,各界对我也礼遇有加,各种聚会和集会的出席邀请纷至沓来。我想成为一个追求效率与实质而非“权威”的协会会长。除非确有必要,我都独自出席,不像惯例那样带着高管随行。我恢复了此前关闭的协会内记者室,让记者随时都能方便出入,并不时提供业界相关报道。这也是为了使协会运营更加透明的举措之一。
只要是出版界需要的事,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对方是谁,我都亲自登门相见,想说的话全都说出来;一次说服不成,就去几次。因为这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出版界,也为那些信任我、把协会交给我的人,有这样堂堂正正的理由,所以我始终无所顾忌、坦然自若。
担任会长期间,我个人的出版事业也被排在其次。其间政界对我也并非没有诱惑,但我坚决拒绝了。因为我不想被会员误解为利用出协会长这一头衔另作他梦。
我担任会长的1996年至2001年间,出版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风波。著作权法修订问题、IMF事态、大型批发商的破产、无节制复制导致的学术图书出版危机、图书流通现代化工作、学习参考书采用问题、网络书店的折扣销售与图书定价制等,仅对出版界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就有十几起。所幸大部分事件都朝着有利于出版界的方向得到了解决。
其中,部分学习参考书采用中的不正之风问题,因出版人被拘留、接受调查,似乎将在出版界掀起巨大风暴。检方态度坚决,表示要借此机会根除学习参考书采用中的不正之风。
我认为若对此问题放任不管,出版界将遭受巨大损失。因为学习参考书在国内出版界所占比重超过50%,年交易额也高达4万亿韩元。我当时与出版研究所理事长、副会长和事务局长一同去拜访了负责该案件的检方部长检察官。
见面寒暄时我说:“调查过错是检方的工作,但其意义不在于惩罚,而在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不是吗?此事可能使我国出版产业萎缩。我作为出协会长会负起责任,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请中止调查。”部长检察官问我如何负责。于是我说:“目前学习参考书的定价中包含采用费。如果把定价从现价下调20%,采用费就会消失,书店也无法再折扣销售。”部长检察官思考片刻后说:“明白了。既然出协会长说要负责,我就相信这个承诺。”随后将被拘留者和接受调查的人全部放回。他就是安大熙部长检察官(现任大检察厅中央调查部长)。
我们一行走出来时,许多记者正在等候。我把与检察官的谈话如实转告。第二天各家报纸都大幅报道,称学习参考书定价下调20%,全国学生的负担将减少数千亿韩元。这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我想,正因为有信任我的人,也有责任感,平凡而无名望的我才能那样堂堂正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