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为解决因国家间利害得失产生的各种问题,会缔结协定或视事项组建国际机构,协调利害关系。这对化解国与国之间的纷争、通过多样探索提升并发展生活质量大有帮助。 因此,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甚至到军事问题,已结成众多国际机构。然而,即便是多国作为会员国共同组建的国际机构,会员国之间也存在看不见的差别。这是因为国际机构的运营大多以会长国或常任理事国等实际执行国家为中心展开。
因此,每到选定会长或常任理事等新的运营主体之时,便会在水面下、或公开地展开激烈竞争。因为成为会长国或常任理事国意味着获得相当大的影响力,对维护和扩大本国利益也大有帮助。这种情形在被称为文化产业的出版界也不例外。
那是2001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国际出版商协会常任理事会会议时。几位常任委员不知从何处听到了什么说法,称韩国出版界盛行对外国著作物的擅自复制与复印,并有意将这一问题列为国际出版商协会的主要议题。韩国是国际著作权公约的加入国,成为国际出版商协会常任理事国也不过时日不长,若这一问题演变为该协会的争论焦点,不仅有损韩国出版界的声誉,从国家层面看也是极为耻辱之事。所幸我当时既是亚太出版商协会会长,又是国际出版商协会常任理事,因而得以向其他常任委员充分说明,并说服他们事实并非如此。该问题最终未被列入国际出版商协会的议题。
8月下旬,在亚太出版商协会德里总会上见面之前,国际出版商协会会长佩雷维森斯曾通过传真向我询问一事。即:韩国2000年修订的著作权法内容中,是否确有将国立图书馆持有的图书资料数字化建成数据库、供公共图书馆免费检索使用的规定;若确有此事,这将构成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将如何解释。
我说明道,韩国2000年修订的著作权法中确实明示了免费使用,但今年7月修订的法律已明确可以收取使用费。佩雷维森斯会长充分理解,并表示今后若国际出版商协会常任理事或其他会员国就此提出异议,他会代为说明。这是与我私交甚好的佩雷维森斯会长提前把可能产生问题的苗头告知我、让我事先筹备对策的善意。可见,在国际机构中成为会长国或常任理事国后,视活动情况,往往有很多机会去维护国家声誉或为国家利益做事。 中国、日本、台湾、印度等亚太出版商协会会员每年都举办书展。其中中国、日本等的国际书展规模相当大。特别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市场备受瞩目,北京图书博览会每年参展国家不断增加。亚太出版商协会成员举办国际书展时,都会向身为会长的我发来邀请函。出席时必定会介绍我的姓名、亚太出版商协会会长职衔以及大韩民国国籍。我相信这同样是对国家利益的贡献。 虽有联合国这一全球性综合机构,但众所周知,即便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意见也比一般会员国拥有大得多的话语权。去年韩国人李钟郁博士被任命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media曾大幅报道。据悉政府也颇为关注并致以祝贺。
即便不是像世界卫生组织那样广为人知的国际机构,政府也应对韩国加入的所有国际机构给予更大关注与支持。而且,推动韩国人成为这些机构的主要人士,恐怕也是维护并扩大国家利益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