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之际,为增强国家竞争力,凝聚国民力量已是当务之急。然而,新党问题、世代交替等政治圈内部纷争极为严重,这也成为我国经济复苏的巨大障碍。加之政府政策的混乱与公权力的无力,在扩散社会矛盾与不安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国家利益为先的成熟国民意识与政治文化的先进化,令人期待。 我国国家竞争力排名第27位(IMD,2002年),相比新加坡第5位、香港第9位明显薄弱。相反,芬兰的国家竞争力在IMD评为第3位,WEF评为第1位。其原因在于高教育水平、高素质劳动力、尖端技术环境以及世界最高水平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等。正如瑞典、芬兰、荷兰等欧洲小强国的特征所示,政府的透明性、廉洁性、公正性等构成国家竞争力的基础。
我国的主力产业在世界市场上造船居第2位、半导体第3位、汽车第5位,过去10年持续发挥增长引擎作用。尖端产业(6T)新技术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约为2至5年,高速通信网普及率为世界最高。但在今年IMD报告中,我国研发费用占GDP比重居世界第2位、专利注册数居世界第2位,而技术合作仅第17位、大学教育第28位,大学在基础技术方面的作用明显薄弱。劳资关系被评为最末(第30位)要素,对立性劳资关系与劳动市场缺乏灵活性是问题所在。
由于过去压缩式增长的副产品——政经勾结以及高成本低效率的结构性问题,我国迫切需要营造企业透明性、公职人员廉洁性、市场机制等正常运作的良好营商环境。为此,需要市民团体与媒体发挥建设性作用。?
未来的国家竞争力取决于如何创造无形知识资产价值,因此产业与企业竞争力将高度依赖作为创造性与知识融合基础的核心能力,拥有这些能力的超一流企业之间将展开新的竞争。正如狂风大作时,树根比树枝更需牢固一样,把握、确保并管理核心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作为竞争优势基础的核心能力,建立在多样的有形无形资产与组织能力之上。?
参与政府将重点放在创新主导型增长战略上,着力强化国家创新能力,并通过培育下一代增长动力来增强国家竞争力。因此,为强化作为其基础的产业与企业竞争力,人才、资本、体系的全球化刻不容缓。在此,政府的作用应尽可能最小化,并通过市场机制促进无形资产的价值创造。?
为此,第一,必须主导未来新技术的全球标准化。为此,政府与企业之间在新技术开发投资上的角色分工与构建协作型创新体系十分重要。应通过全球网络扩大技术交流,并积极参与为新技术全球标准化而进行的共同技术开发。?
第二,需要构建能够创造无形资产价值的知识文化基础设施。为此,亟需为扩大产业技术人力基础而进行的产学研合作投资,以及为培养研发人才而进行的大胆大学教育改革。在此应积极引进全球人才,并确立重视道德性与创造性思维的知识文化。
第三,法律与制度等企业支持体系的全球标准化亟待推进。这是构建开放型创新体制、确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并有助于通过大胆废除监管来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同时,也便于吸引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在内的全球企业,并有助于形成圆满的劳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