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去世的新闻人郑泰成在晚年著作《企业之敌》中,将政权、行政组织、媒体、改革势力、工会、教会、年轻一代列为企业的七大敌人。一旦企业犯下任何失误,这七大敌人便以举报者兼审判官的身份齐齐发难,展开攻击。他指出,这一过程反复上演的结果是,这片土地上的企业无论是否存在违法行为,都被视为金权主义者的集合体,被指为堕落、勾结、腐败等种种不道德的温床,由此产生严重的企业不信任。因此作者感叹,问题在于受到攻击的不只是犯下失误的特定企业,连以企业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制也成为攻击对象。 不久前一项显示国民对企业和富人反感程度达到严重水平的问卷调查结果,证实上述主张有相当依据。韩国人中每5人有3人对企业持否定态度,而这些否定回答者中35.7%干脆回答“富人是坏人”。相比之下,对同一问题,日本人仅25%、中国人仅17%回答“富人是坏人”,这证明韩国人对企业和“有产者”的反感格外突出。过去数十年间作为企业制度和自由贸易最大受益者的韩国,对企业和市场经济的理解度竟低于像中国这样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悖论似不易解释。
如果说对特定事项的情绪或固定观念源于所见所闻经验的积累,那或许是因为人们接触到的企业负面一面多于正面一面。例如开发年代盛行的政经勾结与特惠争议、忽视消费者保护的垄断寡头体制、不透明的企业经营,以及把技术开发等核心能力置于次要、把企业当作个人敛财手段的企业风气,估计都是加深对企业不信任的因素。另外,按照“企业家=富人”的通念,因房地产投机等而崛起的暴发户阶层、以颓废享乐为主的错误应酬文化和炫耀型消费行为,也可能萌生对富人的反感,最终表现为反企业情绪。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广泛的反企业情绪并不止于单纯情绪,而是打击企业积极性、助长消耗性冲突、抽空经济元气的根本原因。它不仅为每逢政权更替就把财阀改革当作常规菜单的韩国特有政治风气提供了正当性,工会的攻击也日趋猛烈,以致外国媒体指出“韩国企业正成为战斗性工会的祭品”。这与为招商引资而不惜提供厂址及各种服务与便利的国家形成强烈对比。
在以反企业情绪为底色、存在各种敌对势力的环境中,期待涌现众多一流企业、梦想国民收入2万美元,看来是虚妄的贪念。我国经济要跨过1万美元关口、走向名副其实的先进经济,首要课题或许正是先消除恶意的反企业情绪。方法可以多样,但首先,作为反企业情绪首要受害者的企业和企业家自身的自救努力绝对必要。例如通过近来热议的伦理经营根除企业腐败与违法,不给敌对势力提供攻击借口,应是最佳对策。更进一步,越多企业家不以个人敛财为目标,而满足于实现一流企业所获得的价值与自豪,并关心企业的社会角色,反企业情绪的立足之地就越窄。企业的敌对势力如今也应退回健全的批评者与监督者的位置。需要认识到,在当今开放经济中,过度的反企业情绪会以经济困难和岗位流失的回旋镖形式反噬自身。反企业情绪无异于自伤的匕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