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8-11

证券集体诉讼法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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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持续引发争议的证券集体诉讼法案通过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实际上意味着我国许多企业可能因一场诉讼而彻底从资本市场消失。 考虑到我国毫无天然资源、只有企业创造就业才能成为经济支柱的现实,此次证券集体诉讼法的制定,预计对我国社会整体的影响将比任何法律的制定都更大。

早已采用市场支配型企业治理结构的英美法系国家,一直将证券集体诉讼制度作为提高经营透明度的手段之一,但该制度对我们的影响之所以大于任何制度,原因在于损害赔偿额可达天文数字。而且一旦提起诉讼,无论胜败,相关企业都会产生难以恢复的经营损失。

因此,早已运行证券集体诉讼制度的国家出于对这一点的担忧,设置了多种制度性装置。

最核心的是防止滥诉装置,即预防恶意诉讼的装置。这并非只存在于运行证券集体诉讼制度的国家,而是制定了公司法的所有国家无一例外采用的法律制度。

我国也不例外,在公司相关法律开篇即设有作为防止滥诉装置的当事人资格限制规定和提供担保规定。

当事人资格限制旨在防止无利害关系者提起诉讼以获取私人利益。而提供担保则是为了防止原告在通过诉讼毫无损失可能时出现的道德风险现象。

这些原则在证券集体诉讼中同样不例外,所有国家都以明文规定当事人资格限制和提供担保。

此次通过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的我国证券集体诉讼法案也考虑到这一点,力图设置防止滥诉装置。然而最令人担忧的是,在已普遍化的防止滥诉装置中,提供担保原则被排除在法案之外。

关于其理由,有一种说法认为,证券集体诉讼与其他诉讼不同,须以法院许可为前提,因此不需要提供担保装置。

但这可以说是完全无视法律目的的破坏法律秩序行为。制定法律的最大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减少审判者的任意判断,确保法律的稳定性。然而在不仅决定一家企业、还可能决定我国经济命运的诉讼中,排除法律制度上已普遍化的原则,并立法让审判者任意判断,意味着退回到中世纪的法律制度。

此次制定证券集体诉讼法的最大目的,在于提高经营透明度,确保"提升国家经济信誉度、发展资本市场"这一公共利益。

然而这种确保公共利益的目的,只有在法治主义之下才可能实现。在法治主义尚未确立的状态下执法,极有可能犯下以公共利益之名将滥用权限合法化的错误。

据近期公布的资料,在目前成为我们范本的美国,因股价下跌而遭集体诉讼的企业,其股票市值减少了1.9万亿美元(2100万亿韩元)。早在1934年就通过证券交易法运行诉讼费用提存制度的美国现实尚且如此,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规模不足美国1%的经济现实,这一状况可谓十分严峻。

从提高经营透明度这一公共利益角度看,证券集体诉讼法的制定具有正当性。但法律一旦制定,其对我国社会整体的影响力之大难以言表。

制定法律时必须经过慎重讨论。而讨论时应把在法治主义之下确保法律稳定性作为首要课题。若忽视这一点,须谨记可能招致为捉臭虫而烧掉整间茅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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