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英国、芬兰、荷兰、爱尔兰、瑞典。 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什么。首先,无论人口或经济规模如何,它们都被视为一流国家。在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今年5月公布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中,它们全部进入前10位。
还有一点。那就是它们都曾在国民收入迈向1万美元的门槛上,经历过因剧烈劳资纠纷、金融危机以及企业竞争力下降导致的经济萧条等严重经济危机。也就是说,正如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所言,它们都曾在迎来“魔咒般的1万美元时代”之际,站在“跃升为发达国家,还是沦为中南美式落后国家”的岔路口。那么,这些国家是如何突破国家危机的呢。
◇一流企业造就一流国家=芬兰的代表性企业诺基亚。其销售额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4%,出口占总出口的24%,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虽然也可能出现“经济力量集中”的批评,但芬兰国民相信应把诺基亚培育成更大的世界级企业。
芬兰经济研究所理事佩卡·亚拉表示:“诺基亚为克服90年代初的金融危机作出了巨大贡献。一家一流企业的出现,使整个国家得以成为一等国家。”
抱有这种信念的并不只有芬兰国民。瑞典瓦伦堡家族集团拥有伊莱克斯(家电)、爱立信(通信)、萨博(乘用车)、ABB(重型机械)、SAS(航空)等,是欧洲最大的企业集团。而且自1856年创立以来,创始人的后代已延续五代直接参与企业经营。
若以韩国来看,这就是所谓的“财阀”。但瑞典主要日报《瑞典晚报》评价称:“瓦伦堡家族与执着于分红和价差收益的股票基金或养老基金不同,会直接参与企业经营。这是巨大的优势。今后也将能够为瑞典经济作出积极贡献。”
正因如此,瑞典为保护瓦伦堡家族的经营权,允许实行差别股权制度,赋予所有者家族持有的股票比普通股票多达10倍的表决权。事实上,欧洲多数小而强的国家都由世界级一流大企业牵引国家经济。荷兰、瑞士十大企业的销售额超过GDP,瑞典、芬兰也超过了50%。
◇政府造就一流企业=这些国家的国民对大企业更加友好的更大原因,在于他们相信经济发展是政府与国民共同努力取得的。
三星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金得甲表示:“欧洲小而强国家的共同点是,在8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之中,政府直接出面减轻法人税、培育产业集群、放宽管制、推动劳动市场灵活化等,实施了直接与间接的企业支持。”
瑞典为促进企业投资,运营“投资基金(Invest Fund)”制度,企业若自发将税前利润的40%计提为储备金,则对该储备金免征法人税。此外还在斯德哥尔摩西北部建设基斯塔科学园,使700多家公司的研究开发(R&D)基地入驻。
芬兰也让诺基亚最高技术经营者(COO)参加首相直属机构科学技术政策理事会(VTTN)等,使一线企业的意见能够实时反映到政策中。
特别是荷兰,除通过引入非全日制工作制度实现劳动市场灵活化、放宽各种管制之外,还积极对个别企业提供直接支持。企业结构调整费用由政府预算支持,在研究开发(R&D)总支出中政府所占比重高达一半。
这种“打造受人尊敬的企业”在美国和英国也不例外。经济专家普遍评价认为,美国自90年以来享受十年繁荣,得益于里根政府强力的结构调整、放宽管制和大规模减税政策。英国也自90年代以后将相关职能移交至首相室下属的“管制审查局(RIU)”,积极推进管制改革。
企业治理结构改善中心院长郑光善表示:“我国政府也应节制对市场的直接干预,通过放宽管制、劳动市场改革等营造能够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市场环境”,“不仅在事业规模上,而且在企业透明度方面打造世界级一流企业,才是实现2万美元的捷径。”
美、英等“实现2万美元政策”聚焦劳动市场改革
荷兰被称为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天堂。目前非全日制在总就业中所占比重约为40%,达到欧盟平均水平的2倍。
这是因为1982年荷兰政府在劳工与经营界签订“瓦森纳协议”之后,最大限度地抑制工资上涨、缩短劳动时间,转而全面推进“增加岗位”。
荷兰社会经济委员会(SER)公关官员普拉克表示:“当时荷兰物流、金融、贸易相关服务等‘以人为中心’的产业比重占70%以上”,“为重建经济,不得不着手工资上涨、削减社会保障税等措施。”
对此,韩进海运鹿特丹法人科长申性植表示:“如今当地劳动者由于经济增长工资上涨,反而更偏好只在工作时间工作、随时可以休息的非全日制。”
如上所述,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小而强国家“实现2万美元”政策的核心都对准了劳动市场改革。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大量培育出受世界尊敬的一流企业,“蛋糕”就会变大,“要增长还是要分配”式的二元逻辑便会消失。
典型的例子是曾以所谓“英国病”而声名不佳的英国。该国如今通过劳动市场改革、公营企业民营化等克服了70年代末的金融及产业空心化危机,被评价为欧洲投资环境最好的国家。
由政府与民间企业共同设立的“伦敦第一中心(LFC)”在招揽外国投资者时,甚至把劳资领域的灵活性作为最大优势加以推介。负责亚太地区的迈克尔·古雷强调:“为吸引外国投资,无论政府还是LFC都在全方位努力”,“劳动环境是对外国企业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因素。”
爱尔兰与荷兰一样,劳、资、政三方于1987年共同应对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会决定不要求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工资涨幅,企业和政府则向劳动者承诺持续提供社会保障。
其结果是,爱尔兰最近5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万美元,还获得了可与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相比的“绿色老虎(Green Tiger)”这一爱称。
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表示:“我国因集团利己主义而陷入混乱,也是因为‘吃和穿’已经解决,但住房等问题尚未解决而产生的典型‘魔咒般的1万美元’现象”,“日本在1万美元时代之前春季劳资斗争也很严重,但到1万5000美元时便平息下来,到2万美元时社会趋于稳定。”
换言之,现在不是急于争取自身份额的时候,而是全体国民应齐心协力,为进入2万美元时代打造约10家像Samsung Electronics那样的超一流企业的时候。三星集团目前迎来“新经营宣言第2期”,提出以发掘未来事业、为国家培育天才、贡献国家经济等实现“成为全世界最受尊敬的企业”的中长期愿景。
企业内部信赖度问卷
人事公正性等“信任”仍显不足
实现信赖经营的前提是构建组织内部的信任。以100大企业为对象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内部的对内信赖指数为68.5,甚至低于整体平均指数(70.54),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仍然不足。 ▲人事评价的公正性(67.80) ▲公司对个人能力评价的投资程度(69.40) ▲职员相互之间的信息共享(69.00) ▲部门之间的业务协作(67.20) ▲福利待遇(66.40)等多数细分项目均未获得令人满意的回答。
不过,对于是否通过郊游、体育大会等营造一体感,有72.80%回答“是”,得分相对较好。由此可以窥见,公司仍然偏重于通过过去的思维获得情感上的一体感,而非依靠能够真正赢得职员信赖的客观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