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经济合作方式与形态转型 已故郑梦宪现代亚山会长在两年前面对大量质疑对朝经济合作是否属于“单方面输送”式合作时,简单地回应了这一问题。“我也是生意人。问题只在于是一年后收回投资,还是十年后收回。”这是郑会长的回答。其中隐含之意是,现代的对朝事业既是促进民族和解与交流的和平事业,同时也是承载企业长期愿景的盈利事业。两年过去,如今郑会长“承担了一切”,以悲运结束了人生,而将4,5000亿韩元资本全部耗尽的现代亚山,其前路在没有特别对策的情况下看来晦暗不明。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以牛群访朝为开端的现代对朝经济合作,尽管在历史评价上打开了南北和解与交流的闸门、奠定了统一的基石,但导致不幸的事态是否再无重演的可能?专家指出,为防止“第二次不幸与失败”,必须寻求对经济合作方式与形态的新思路。首要的是,从援助性、施惠性经济合作转向市场型、盈利型经济合作,并亟需明确划分政府与民间的角色。对朝经济合作尽管具有正当性,但至今仍未在市场上得到应有评价,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就连作为已故郑会长之兄、被期待继承对朝事业的现代·起亚汽车会长郑梦九,也表明难以支援现代亚山的立场。郑梦九会长把国内外投资者的动摇列为最大理由。
统一研究院经济合作研究室室长金英润评价称:“已故郑会长的不幸象征着大规模南北经济合作对特定个人和民营企业而言负担过重”,“它再次凸显了援助型经济合作必须转向市场型经济合作的正当性。”他指出,通信与铁路等现代所获得的部分独占事业已超出企业范畴,而将旅游对价一揽子签约为9亿2400万美元也有违企业原理。
负责中小企业进军朝鲜窗口的中小企业振兴公团,将投资规模的适当性列为对朝投资的第一条准则。即建议在进入朝鲜时,应在即便出现问题也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范围内投资。被评价为成功打通朝鲜内需市场的经济合作范例的IMRI会长柳完永强调:“重要的是只在国内企业可承受的限度内对朝投资,持续积累资本,并在长期内建立人脉与信任。”
然而事实上,若朝鲜对经济合作的认识没有划时代的转变,市场型经济合作也并不容易。去年南北贸易额为6亿4170亿美元,韩国继中国之后成为朝鲜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扣除人道主义层面援助后的商业交易额不足整体贸易额的一半。也有不少评价认为,若只论市场性,劳动市场环境良好且兼备内需市场的中国更胜一筹。
因此,考虑到经济合作既是缓和朝鲜半岛紧张的和平事业,长期看也是承担统一成本的公共事业,专家一致认为政府对经济合作的参与乃至支援不可避免。
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研究教授金炼铁强调:“迄今为止的经济合作中,政府与民间的角色并不明确”,“民间应忠于确保盈利这一企业本源原理,政府则除制度改善之外还应提供公共基础设施。”金教授所列举的政府角色是在朝鲜地区构建道路、通信、电力等社会间接设施。因为除缓和紧张的效果之外,这还能改善韩方企业的投资环境,长期而言有助于国家利益。
公共基础设施支援当然须以国民共识为基础,并确保透明性。统一研究院研究委员吴承烈表示:“引导形成南北经济合作是和平事业的国民共识,并提高对朝谈判能力以营造有利于企业经营的环境,这是政府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