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出国,都喜欢四处观赏美丽的风景和历史遗迹、文物,但有一样东西我从不忘记去看,那就是那个国家的人们的生活面貌。因为从生活中可以推测出他们关心什么、生计如何等一切。去莫斯科时,我见到的人也非常多样。图书博览会组委会成员、韩国学教授、出版界人士、前苏联公务员、高丽人同胞、酒店从业人员和出租车司机等,我见到了许多人。由此我了解到的是,莫斯科市民大多很贫穷。 生活困难时,不论古今中外,据说年轻女性用身体挣钱最为容易,莫斯科也不例外。在酒店周围徘徊的年轻女性便是如此。卢致根先生和金·尼古拉先生曾邀请我们一行中的几个人到他们家中,我们也曾邀请他们来韩国,因此特别令我难忘。
卢致根先生身上有许多故事。他曾在朝鲜就读金日成大学,后来到莫斯科留学。其间他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并恋爱,为躲避监视留学生的朝鲜监视员的目光,最终不得不退学。此后,他还因被指背叛祖国朝鲜,被一同来留学的朋友们列为监视对象,连工作也找不到,初期的艰辛难以言表。
他说自己的父亲故乡在韩国,因为自己与苏联女性结婚而无法回到朝鲜,父母也吃了很多苦,说着眼圈发红。他通过认识的人与朝鲜的父母通过几次消息,父亲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中留下遗言:“我死后把我火化,把我的骨头撒进鸭绿江。我想随江水漂流,哪怕能漂到靠近南方故乡的地方。”因此他哭得很伤心,说自己一生的愿望就是代替父亲去南方的土地看一看。我们也很感动,答应回国后如有可能便邀请他。
回国后,我们按约定邀请了卢致根先生。他来韩国时,把所需的家电产品、衣物以及两个儿子的运动鞋等一切都记在小本子上,显示出十分周密。作为邀请方,我们包括食宿费在内,尽可能为他购买所需物品,费用大家凑份子分担。
他回国时的行李包括电视等家电产品和衣物、鞋子等,足有一小卡车之多。在机场把那么多行李托运到莫斯科的费用比物品购买价还高,但这笔费用同样由作为邀请方的我们承担。此后,卢致根先生在海外韩国人邀请大会时,又与高丽人女性娜塔莎一起以口译身份来韩国两次左右。每次他来找我,我都会为他购买他记下来说需要的物品。
除卢致根先生之外,还有一位执着地请求访韩的人,是韩医师金·尼古拉。在莫斯科过得相对宽裕的金·尼古拉说想学习韩国的针术。于是我以个人名义邀请了他。由于他在韩国没有熟人,作为邀请人的我成了他的保证人,负责他的食宿费等一切。他在钟路的一家针术学院学了两个月。
我邀请卢致根先生和金·尼古拉,并为他们负担食宿费、零用钱乃至购买礼物,并不是特别为了得到感谢。尽管如此,当他们表现得仿佛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一切时,我心里也有些不太舒服。
他们的态度是:作为同胞,过得好的同胞帮助过得差的同胞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想法大概是把公平分配置于个人收入之上的共产主义式思维方式吧。如今苏联也已民主化,我祝愿我见过的那些人,以及所有未曾见过的高丽人,能尽快领悟竞争的原理,勤奋努力、过上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