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这样再过五年,我们就将跨过一座无法回头的桥。必须结束迄今为止的试错,从落后的劳资关系开始积极寻找突破口。”在Seoul Economic Daily为创刊43周年策划的“韩国经济的愿景与参与政府的课题”座谈会上,与会者指出,应明确提出政策路线以平息企业的不安,并从可实现的课题开始排定优先顺序付诸实施。与会者尤其一致认为,参与政府的改革倾向应延伸为在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引入并确立全球标准。 (与会者) 金丙柱 西江大学教授 朴容晟 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 司空壹 世界经济研究院理事长(按姓名顺序) 林钟健 Seoul Economic Daily论说委员室室长(主持)
▲主持=参与政府成立已过去五个月。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对政府政策表示不安的意见很多。也有人指出,政策方向是否存在根本性问题。首先请谈谈对经济政策的评价。
▲司空壹理事长=经济并非在真空中单独运行,而是在与政治、社会、文化、国际问题等密切相关中运行。因此,仅凭经济政策变量来谈经济是有局限的。例如,朝核问题等非经济问题不正在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吗。
此外,新政府成立已数月,政府一贯的政策路线仍不为人所知,政府主要人士的倾向和政策路线也未清晰呈现。对于总统是否亲劳工、是否具有反美倾向等模糊揣测虽有解释,但仍不能认为国内外的看法已经理清。这类与非经济问题相关的不确定性使经济更加艰难。政府应尽快在国政所有领域确立明确立场,消除政策上的混乱。
▲朴容晟会长=人均国民收入陷于1万美元陷阱而无法脱身,今年已是第八年。要实现2万美元,意味着必须全面改变1万美元时代的政策。现在正是利用卢武铉政府的改革性,把政治、社会所有领域全部改变的时候。劳资关系也必须改变到全球水准。教育若继续像现在这样也不行,应朝提高创造性的方向改革。
我国经济的问题所在,人人都清楚。真正需要的是究竟如何改变。到了发布我国路线图(roadmap)的时候了。不再需要更多承诺,现在需要的是行动。新政府的学习期已经结束,应展示把这段时间所学所感一项项付诸实施的作为。
当前条件比五年前金大中总统就任时更糟。当时对克服危机存在共识,如今则没有。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并提出路线图。
▲金丙柱教授=参与政府的问题在于初期混乱严重。改革具有正当性,但其内容和方向不明确。与参与政府所谓“合调”的人有百分之几,是否反而被排除的人更多,令人生疑。现政府的核心势力过去是边缘势力。参与政府若要成功,与其把过去处于中心的人推向边缘,不如获得他们的支持与协助。政府要在多个领域取得成功,就必须扩大“调性”。
五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如今堆积的悬案很多。需要适当选择可实现之事并集中力量。成立初期对新政府的期待很高,但最近对其政治、经济能力产生怀疑。现在我国不是适合办企业的国家,而是适合罢工的国家。如今完全看不到对正当权威的尊重。在没有法律与秩序的混乱状况下,绝无可能进入先进社会。
▲主持=各位指出了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混乱、无原则等多方面问题。那么今后要克服这些问题,需要怎样的处方呢。
▲司空理事长=只说不做,信任必然下降。就该做什么制定路线图并非那么复杂的问题。只要掌握我们的时代状况和周边条件如何变化,我们该做什么,答案就能简单找到。
首先想想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如今企业选址时,物理距离已不是大的障碍因素。这意味着就业岗位跨越国境流动。因此各国政府都在为确保就业岗位展开激烈竞争。这种竞争就是创造良好经营环境的竞争。
作为良好的经营环境,仅建设机场、港口、道路、信息通信设施等硬件是不够的。那是基础,还需要在软件层面整备条件,如确保政策一贯性、确立法治与透明性、建立健全的劳资关系等。从这一角度看,政府该做的事很容易显现。
我们的周边条件也在快速变化。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每年保持7~8%的增长。按复利计算,这意味着十年内经济规模将扩大一倍。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利用作为这样一个国家邻邦的地缘政治优势。应吸引那些想利用中国无法提供的有利条件的全球企业,为我们寻找生路。
现在是知识基础经济时代。我们得以在非常有利的立场上参与国际竞争。农耕时代因土地狭小、工业时代因资本积累不足而处于不利,如今则不同。在知识基础经济时代,体现知识的人比什么都重要。考虑到我国国民普遍高涨的教育热情,檀君以来还没有过如此有利的时代。因此必须从正确的教育改革做起。
▲朴会长=实现东北亚中心国家或达成2万美元收入这样的课题,都要企业经营好才有可能。那么目标与手段就很明确。不能因为中国人工成本比我国便宜,我们就削减人工成本。无法维持竞争力的应转移到国外,但要创造即使我们成本更高也能确保竞争力的条件。
新引进外国投资固然重要,但让已经进来的企业多留一天也同样重要。人工成本比我们高的日本,至今仍在经营被视为夕阳产业的胶合板和鞋类业务。这说明有生意可做。但我国却采取了把这类产业赶走的政策。然而走出去经营纺织或制鞋业而成功的例子很少。不必苦恼十年后靠什么吃饭。十年后我们仍要靠制造业吃饭。应在嫁接信息技术(IT)等六大新技术的同时,让制造业不断进化。
教育改善也很必要。大学是职业培训所,如今谁也无法否认。除德国、奥地利等德语圈国家外,德语德文专业最多的恐怕就是韩国。大学应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要建东北亚金融中心需要人才,但只靠像现在这样向下拉平的人力是不行的。
▲金教授=完全正确。思维方式与技术应同步前行,问题在于技术领先而思维落后。大学教育也是如此。只适合十到二十年前的教育体系至今照旧。当然,做学问的人是需要的。但需要努力确立契合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与哲学。
农耕、工业社会初期的认识仍留在头脑中,于是先学国外不好的东西。每周五天工作制、市场独占、劳动者参与经营等是典型例子。特定企业的经济比重提高,并不会立刻成为大问题。以芬兰为例,诺基亚等少数代表性企业养活整个国家,但没有垄断寡占的争论。芬兰的银行通过并购只剩一家,连这一家也卖给了外国。按算术方式计较公正交易来规制企业的想法是不可取的。我感觉我们过于习惯向下拉平。
以为模仿失败国家就是在追求分配正义,这也是错觉。更何况在发布特定政策后中途突然改变规定的情况也很频繁。规制也应可以事先预测,这样企业才能做准备。
我感觉我国企业的最高经营者(CEO)就像参加障碍赛的选手。政府认为这些障碍是为国民提供的福利,但对与国民福利密切相关的岗位创造或税收却毫无帮助。口称打破过去的框架,却反而塞进更多障碍,我觉得我国CEO真是在进行一场艰难的比赛。
▲主持=大企业最近表明将接受政府的每周五天工作制立法案。关于每周五天工作制的实施,似乎还有若干必须理清的问题。
▲司空理事长=如今我们把缩短工时问题的焦点放在周六休息的每周五天工作制上。即便缩短工时,也希望能讨论按企业情况与劳动者协商,以周六工作、其他日子休息的工时运营制,进而讨论引入弹性工时制。不能忘记,当今陷入经济困难的德国,最大问题在于劳动市场的僵化。
最近关于引入荷兰、德国式劳资制度的讨论兴起,但在三个方面存在问题。第一,这些国家民主主义历史悠久。妥协与对话的文化已经扎根,为社会共同目标而协作已成常识。第二,连这些国家也认为自身既有制度存在问题而竭力改变。第三,如今我们生活在谁也无法拒绝的全球化时代。说重一点,全球化也可以说是美国化。因此各国企业和经营条件实际上是按美国企业经营的标准接受评价的。无法忽视这一现实。
▲朴会长=世界前50位商学院中有45所在美国。其余仅英国、加拿大、瑞士、新加坡各有一所。这就是说美国的经营学即世界的经营学。在自尊心很强的法国,企业人士也全都使用英语。互联网也是美国通信网的全球化。我们的文化要守护和尊重,但为了与世界竞争,有必要深入理解美国。这不是选择,而是生存问题。
▲金教授=把美国化视为殖民地化要谨慎。更可取的是视其为接近全球标准。当然美国的东西并非都正确。需要认识到这是为更好的社会而必须习得和跨越的课题。
对国内劳资关系而言,时机很重要。英国也是通过正面突破矿工工会的抵抗才创造了转折点。时机到来时政府若退出,本可形成先例,但由于政府介入而失败。政府在劳资关系上,不应介入到超过维护法律与秩序的程度。
全体企业中工会活跃的仅占12%。大企业和公营企业工会属于此类。因为他们,其余88%的企业和劳动者在受损。没有工会的青年劳动者也是受害者。因部分劳动贵族的既得利益,劳动政策被左右,企业文化不安。不解决这一部分,国家发展根本不可能。
▲司空理事长=在当前时点若要为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确定优先顺序,我认为就是确立健全的劳资关系。若做不到这一点,所谓东北亚企业中心等政策目标都是空话。确立健全的劳资关系,应从阻止非法劳资争议开始。非法被容许的国家,外国企业不会进来。
这同样适用于最近讨论中的经济特区。特区外都不遵守的法律,如何保证在特区内必定得到遵守。这是需要政府强力意志的部分。在就业岗位跨越国境的时代,要确保岗位,就必须对标世界上最适合办企业的国家,把所有经营条件一项项改善。
▲朴会长=在遵守法律与秩序的基础上,还要更进一步制定合理的法律。既有对劳动者有利的法律,反过来从劳动者立场看,也确实有对企业方有利的法律。我同意修改对企业方有利的法律。按国际标准修改,而关键是彻底遵守。若能提出改什么、怎么改、预期有何效果的路标,外国人也会重新评价韩国。当能明确让人认识到“现在有问题,但两年后会改好”的路线图时,投资才会增加,外国人的关注度也会提高。
▲金教授=“设备投资为何上不去。”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因为即使用自己的钱和借来的钱投资,也会出现劳动者硬说工厂是他们的情况。若没有建立可预测的法律秩序,还要把钱分给一分钱都没投资的新入职员,那么降息、编制追加预算都没有用。本金和利润都不能确实保障为自己所有,其他一切只能是次要的。
▲朴会长=投资是利害盘算。就像建高速公路时要考虑交通量一样。作为投资主体的企业,必要时哪怕借高利贷也会做生意。在建国以来最低利率的情况下,政府扩大了临时投资税额扣除幅度,企业为何还不投资,必须找出其原因。很多企业人士说,随时可以走出去,何必只在国内苦恼。若公务员个人不树立与中国竞争的意识,情况很可能变得艰难。从小进行经济教育、树立对市场经济的正确认识,也很重要。
▲司空理事长=说得对。最近学界在经济发展方面有更加重视制度的倾向。这种制度的核心是私有财产权。若私有财产权得不到保护,企业人士就没有理由投资。看那些经济发展不顺的国家,正是因为私有财产权未得到妥善保障,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才无法实现,这一点不能忘记。
▲金教授=像初期资本主义那样剥削的资本主义已不存在。从边缘移向政权中心的参与政府,只要能真正把握重心,就还有希望。我认为我们民族特有的应变力、创造力和克服危机的能力,在数字经济时代会更加显威。但照这样过去五年,就将跨过一座无法回头的桥。听说这次总统访问上海受到冲击,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一事实。如果确认了中国执政层对增长的意志,想必会更加惊讶。中心必须把住中心。
▲司空理事长=看着今天我们的社会,有时会觉得我们自己毫无察觉地慢慢陷入泥沼。阿根廷病、德国病并不在别处。迎合人气的政策思维一旦成为制度,真的很难改。我们应从今天德国的苦恼中获得有用的教训。
▲朴会长=举例来看透明性问题。透明性对企业而言如今已是生存问题。这不是在银行多收少收利息的问题。治理结构、经营形态没有王道,做到透明就行。而且现在的环境也不像全泰壹时代那样恶劣。法律若有错就修改,并明确遵守即可。你见过秤砣偏在哪一边的吗。
▲金教授=遗憾的是,在要求劳动者忍耐时,能够拿来说“企业是这样做的”的代表性企业太少。企业人士也应放弃继续维持过去惯例的想法。
参与政府才刚五个月,也可以说已经五个月了,两种说法都成立。参与政府至少长期处于边缘,因此它确实是最适合说服劳动者的政府。可能过去不了解全球标准,如今才领悟。只要把住中心,就有可能性。
▲司空理事长=关于为获得外国人对韩国经济的正面评价而被强调的韩国经济IR,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与过去不同,外界对我们的企业和政府了解得更为透彻。因此行动很重要。出国讲完回来却做不到,信誉反而下降。默默推行正确政策,一项项修改制度就好。我们若做得不好,我国的信用评级会立刻下降,外部也会踩下刹车。为了不发生这种事,我们必须做好。
▲主持=日本在国民收入超过3万美元的情况下度过了“失去的十年”。我们以2万美元收入为目标,但究竟何时能实现、能否在与中国等的竞争中存活下来,担心的人也很多。
▲朴会长=应认定2万美元目标必定在2010年实现,并持续推进。积极的思维产生积极的结果。虽有声音担忧我们社会走偏,但确实比以前有改善。前不久我参加了野党的募款活动并捐了赞助金,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所担心的与中国的竞争也并非只有悲观。像浦项制铁或Samsung Electronics这样的一流企业,未来20年在任何竞争中都能存活。应培育更多代表性企业。
▲司空理事长=如果把国民易于理解的2万美元收入作为中期目标提出,那么更重要的是,必须把努力倾注在为达成这一目标所必需的良好经营环境的营造上。为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提升国家竞争力,我们今天未讨论的政治改革同样重要,这一点不可遗漏。而为培养能够应对知识基础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教育改革也应再三强调。
▲金教授=全球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需要努力吸收并推动这一变化。利用自由贸易协定(FTA)或投资协定(BIT)等,可以在解决我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同时,应对全球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不应推延问题,而要付诸行动。应最大限度利用改革政府的积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