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雨结束、酷暑开始的上周三,我在光化门见到了毕业后阔别25年的高中好友。 这是一场跨越四分之一世纪的重逢,但他的面容丝毫不觉陌生,也找不到任何生疏感。
只是他头上零星落下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足以让人回望在八九十年代剧变时代走过来的我们,生活的重量究竟有多沉。
他在一家提起名字人人皆知的美国知名IT企业韩国分公司任董事,刚一落座,还没来得及寒暄,就递过烧酒杯,像倾诉般一股接一股地倒出话来。
他的抱怨以“怎么觉得日子比外汇危机时还难过”开头,接着说“实在不知道政府在做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又在往哪里走”,最终演变成对参与政府的失望与批评。
外汇危机时,人们抱着只要熬过这道坎就能重新过上好日子的希望,痛快地拿出深藏在衣柜里的金戒指去卖;可如今既没有金饰可卖,而且想到毫无原则、只顾手忙脚乱的政府,也不愿意再那样做了。
他说,在朝兴银行罢工事态时,他半被困在主机房里,因为在冲突与混乱的时代自己无法主动做任何事而自责,甚至流下了眼泪。
他说,386一代究竟算什么,那副俨然自己是历史主角的喧闹样子他看不下去;一些水准不够的人靠站对了队,各自戴上一副袖章、重复旧习的模样,甚至令人厌恶。
他主修电子工学,他说,为了国内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那时连一份打印机源码都没有,可谓一片荒地——他默默埋头技术开发十几年,只顾向前奔跑的过去岁月,如今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正如他所说,日子越来越没意思的叫喊声,正从四面八方冒出来。
若连可算是我们社会中上层的他都到了这种程度,那么每天艰难挣扎生活的百姓又会如何。
因为在高处,数十亿、数百亿韩元的黑钱勒住高层的脖颈、又飞去寻找下一个祭品;而在底层,却发生着母亲因为拿不出几万韩元,把哭喊着不想死的孩子从高层推下致死的惨事。
据韩国开发研究院的资料,外汇危机以后被逼到生活悬崖边的我国贫困层,已达全国人口12%的455万人。
专家警告,若不为失去出口的贫困层制定切实对策,自杀乃至绑架、抢劫等各类犯罪将增加,社会混乱将进一步加剧。
多达280万余家的中小企业同样艰难。
据中小企业协同组合中央会最近的调查,中小制造企业的平均开工率为68.3%,降至1999年3月以来的最低值,86%的中小企业CEO认为当前景气处于危机局面,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正日益恶化。
比数字指标更严重的是体感景气。
然而底层如此哀声一片,政府却看不到为减轻他们痛苦而付出的努力,反而似乎把力气用在了无用之处,令人痛心。
卢武铉总统同样口头上说要救经济,实际心思却用在了不相干的地方。无论如何高喊改革,从根本上搞坏了经济的总统,无法被认定为成功的总统。
在谷底能看见大的东西,在山巅却只能看见小的东西。
习惯于从高处俯视,低处发生的事情就可能无法切身感受。一旦习惯了高处,就总想留在那里。
本指高高耸起之处的“垄断”一词,演变为占据最好位置、独占权力或利益之意,这一过程正好说明了居高的危险性。
清算旧政治与革新性变化固然重要,但对平民而言,不丢掉工作、能吃饱穿暖才是最重要的。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为总统担心的事多了起来。不该再有国民为总统担心的事。现在是放低姿态、倾听底层声音的时候了。
恳切地请求卢武铉总统:务请“临于低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