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当今韩国陷入全面困局也并不夸张。因集团利己主义引发的各类纠纷不断,社会混乱加剧,这就是当下的现实。企业被劳资纠纷和管制束缚而无力施展,本应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政界也沉迷于派系利己主义,助长了混乱。政府的政策也摇摆不定,自招混乱。结果正如总统支持率骤降所显示的,领导力未能得到发挥。 在此背景下,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孙吉承提议举行由政策制定者、企业家、劳动者、社会各领域非政府组织(NGO)等所有经济主体参与的“国民大讨论会”。鉴于要化解当前危机并制定长期愿景,形成国民共识必不可少,我们欢迎这一提议。只是该讨论会不应呈现为由利害关系尖锐的财界主导的局面。
要达成大妥协,必须树立超越政权的长期愿景并形成国民共识,因此首先需要政治领导人的决断。此外,只有由具备客观性的非政府组织主导,才能把工会等拉到对话场合。
大妥协的前提是共享危机意识。否则各方难以聚到一处。目前我们所处的状况与1997年外汇危机时的形态颇为不同。外汇危机可以通过直接的处方在短期内恢复,但国家竞争力的危机属于体质问题,难以一时恢复。这正是我们必须通过大妥协制定克服危机方案的原因。
爱尔兰和荷兰是很好的榜样。1987年春,时任第一大在野党党首的艾伦·杜克斯在执政党席位少于在野党的议会上宣布:“如果执政党承诺制定超党派经济政策并专注于振兴经济,我将全力配合。”由他的提议诞生的就是著名的“塔拉赫协议(Tallaght Agreement)”。次年爱尔兰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万美元,9年后达到2万美元,15年后跃升为3万美元国家。
1982年使连续四年负增长的荷兰重获生机的,是被称为“围垦地(Polder)模式”的劳资政大妥协。时任总理鲁德·吕贝尔斯与劳工界领袖、工会代表维姆·科克(后来担任总理)就“义务取代权利”“让步取代要求”“岗位取代罢工”的大原则达成共识。此后荷兰的极端斗争销声匿迹。
我们在外汇危机当时也曾通过劳资政大妥协达成共识,但遗憾的是仅止于一时。失败的原因是缺乏国民认同的长期愿景。只有政治领导人的决断、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劳资双方的伙伴意识融为一体,才能产生克服危机的方案和长期愿景,并达成大妥协。希望讨论的内容和方式能得到具体协调,使讨论朝这一方向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