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者=产业资源部次官辅金钟甲、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朴容晟、韩国外国企业协会会长孙荣锡、Samsung C&T社长裴钟烈、Seoul Economic Daily研究所所长郑熙秀(主持)
在由Seoul Economic Daily研究所与大韩商工会议所共同主办的“构建迈向人均收入2万美元时代的国家发展模式”座谈会上,出席者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代表财界的Samsung C&T社长裴钟烈主张“首先要形成实现收入2万美元的社会共识”,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朴容晟强调“不仅政治,社会、文化、企业也都要彻底改变,才有可能达到2万美元”。韩国外国企业协会会长孙荣锡表示“大企业并非一定需要工会”,主张引入新的劳资协议机制,引发关注。孙会长警告称,工会的强硬斗争将成为实现收入2万美元的最大障碍。
政府方面的产业资源部次官辅金钟甲强调,“有组织工会的部分过度要求(强化裁员条件)反而使整个劳资问题变得困难”,并指出尽早引入灵活的裁员制度是实现收入2万美元的捷径。
Seoul Economic Daily研究所所长郑熙秀在主题发言中指出:“有必要注意到,实现人均收入2万美元的国家,其领导人都发挥了强有力的改革领导力”,“要使参与政府的国家愿景与战略取得成功,当前最需要强化的就是政府的领导力”。
▲Seoul Economic Daily研究所所长郑熙秀(主持)=如何实现国民收入2万美元正成为话题。部分人士相当怀疑,认为“2万美元真的能实现吗”。也有人认为,如果政府与企业携手实现划时代的跨越,就“有可能”。尽管如此,政府与企业在每个悬而未决的议题上都暴露出矛盾。为实现收入2万美元,当务之急要解决的课题是什么?
▲Samsung C&T社长裴钟烈=我认为,关键在于对实现国民收入2万美元是否已形成真正的社会共识。不仅卢武铉总统,政府各部门也都在谈“收入2万美元”,但从部长到基层公务员,对此并未形成准确的共识。
无论是收入2万美元,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提出何种愿景,都必须首先形成社会共识。只有明确的社会共识带来确实的信任,方法论才是其后的事。
政府内部至今仍存在中小企业可以、大企业不行这样的思维,或者像某些部门那样认为不能废除出资总额限制、六大企业如何、十大企业如何之类的政策体系,只要这些还在,就等于没有实现2万美元的打算。2万美元的愿景不是敷衍能实现的,而要从消除这些东西的共识出发。若不以此为前提,空谈靠下一代增长动力实现2万美元,因为没有信息传达而必将失败。
▲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朴容晟=我们经历了60、70年代的艰难时期,走到了1万美元时代。但要越过1万美元这道墙,我认为必须有所改变。改革人人都赞同,对参与政府的改革也有期待。做一只茶杯,只要反复做好就行,但要上色、画上设计,就需要创造力,而我们是灌输式教育,所以必须从教育重新开始,才能走向2万美元。政府说“要实现2万美元”并不等于就能实现。要靠企业人才自己去做,但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不从教育开始彻底翻盘,就越不过1万美元这道墙。
接受新想法和变化的人才进入企业,由这样的人才开启2万美元时代,而现在的基础设施完全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必须有所改变。正如郑所长在主题发言中所说,实现2万美元也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答案已经有了。只是话说得太多。9月前后政府也应出台可见的政策。若没有这些,实现2万美元就很难。
▲韩国外国企业协会会长孙荣锡=我也认为,国民就2万美元愿景达成社会共识最为重要。国民对企业的印象也要转向亲企业倾向,才能获得动力。
举一个例子。以我个人经历来比较,在作风自由的会长手下工作时与在虽然专断但有推进力的会长手下工作时,讽刺的是,与有推进力且专断的会长一起工作时,公司发展得更快。我认为国家也需要这样的人。与迎合大众、事事都要照顾相比,如果认为收入2万美元是国家必须实现的目标,那么就需要能强有力推进这一目标的总统。
▲产业资源部次官辅金钟甲=新政府成立后要提出新愿景并凝聚国民共识,但国民似乎觉得这个过程太长而焦躁不安。此外,在过去7~8年徘徊在1万美元附近的情况下,确实存在期待政府提出积极且能获国民共鸣的愿景的心理,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也很重要。但随着参与政府成立,朝鲜核问题、伊拉克战争爆发等外部问题,使凝聚新涌现的诉求并提出愿景耗费了时间,这是事实。我认为现在正处于确定方向的重要过程中。
以经济领域为例,我们提出了“高附加值经济、创新主导型经济”的方向。关于2万美元愿景的共识,我认为是可以在这一大方向之下收敛的问题。
在此前的下一代增长动力会议上,总统通过主旨演讲表示,政治、经济、行政、文化等全部都要改变,才能成为创新主导型经济。当然,政府会迅速改变,并提出在创新主导的大方向下应该改变什么。
企业中也已出现做到第一的,企业要说的话也会很多。正如主题发言中所提到的,全球500家企业中我们有12家位居第一,今后要提高到法国那样的37家水平。但关键是政治、文化、行政这些领域如何能一起改变。企业也要走向透明经营。虽然有些国内企业以世界级品牌力量自豪,但按纽约股市的评价标准看,还不能自信地拿出手。我认为这是企业、政府、政治各自都要改变的契机。
政府内部为了2万美元愿景也有很多需要改的地方,一朝一夕虽不容易,但要努力去改。如果2~3年没有创新,就会被中国超越,那时我认为我们就没有愿景了。
▲郑所长=要实现2万美元,必须有合理的劳资模式等切实可行的具体蓝图,但就像最近青瓦台政策室长李廷雨的“荷兰模式”发言引发争议那样,实际上似乎存在落差。请谈谈为建立理想的劳资关系,劳动者参与经营是否可取,还是为时过早。也有观点认为,坚持无工会原则的三星集团正是因为避开了工会矛盾,才有了今天的三星集团。
▲裴社长=我去荷兰出差时见到当地的最高经营者,他说“荷兰式并不是工会直接参与型,你们理解错了”。荷兰模式不是工会直接参与经营,而只是起咨询作用的程度。
而国内工会在还没生产出什么东西之前,就先要谈分配问题。劳资争议的焦点本应是如何提高生产率、如何削减成本。但现在生产率在下降,谈的却是分配问题。在1万美元时代那样强调福利,会变成什么样呢。
顺便一提,三星集团虽然没有工会,但每月通过劳资协议会讨论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不满就再谈,因此没有什么问题。我想这或许正是在以荷兰式的劳资模式在运行。
▲朴会长=据我所知,关于要引入荷兰式劳资模式一事,政策室长李廷雨本人已解释说其本意被错误传达。比这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劳资问题路线图发布前,劳资双方都很激动。劳方说被卢武铉政府背叛了,资方也似有诸多不满。
应借此机会,对劳方不利的法律加以修改,对资方不利的法律也加以修改,把相关法律修订好。法律与制度都要走向全球标准。此前法律含糊不清,很多时候被任意解释为有利于某一方,因此矛盾不断。
作为替代,希望形成这样的风气:这次修订的法律,即使天塌下来劳资双方也要遵守。因此8月将出台的政府劳资关系路线图很重要。第一颗扣子要扣好,如果路线图出错,劳资双方都会陷入困境。
▲裴社长=最近我有机会见到欧盟(EU)商会会长,据说创造了莱茵河奇迹的阿登纳执政时期坚持三项原则。第一是法律(Law),第二是秩序(Order),第三是民主主义(Democracy),并彻底遵守了这些原则。正因为阿登纳忠实地坚守原则,才能实现莱茵河奇迹。而我们的知识阶层,昨天说的话和今天说的话不一致也毫不觉得抱歉。只有彻底坚守原则,2万美元时代才有可能。
▲郑所长=您是说切实遵守法律与秩序最为重要。那么在国内的外国企业人士有什么期待呢?
▲孙会长=就我的经验来说,仅以我所任职的公司而言就没有工会。我们与三星集团类似,运行劳资协议会,每月会长利用卫星与各国分公司的员工进行双向对话。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没有任何问题。这种情况下,资方当然要透明地公开一切。
希望这种模式也能引入国内大企业。只要对话,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对大企业而言,劳资协议机制比意识形态化的工会更合适。相反,法律保护较少的中小企业似乎需要工会。
虽不知实际上是否可行,但我个人反对工会参与经营。正如经营和政治要由专业人士来做,工会的专业性在于把工会成员的意见反映给资方。
▲郑所长=孙会长提出,在大企业中以劳资协议方式运作比工会更为可取。
▲尹会长=实际上我们公司的情况是,所有问题都通过劳资协议解决。特别是员工们自己在寻找并解决与中国企业竞争的方法。即使没有工会也没有问题。
▲金次官辅=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与稳定性必须得到保障。据我所知,8月将出台的劳资关系路线图也正朝着使灵活性与稳定性均衡的方向确定。政府正在探索生产性的劳资关系。期待出台减少劳资摩擦、更具长期性应对的路线图。
参与路线图工作的公益委员们也认同,有组织劳动者阶层的过度要求正使整个劳资问题变得困难。
非正规职从劳动灵活性角度看也有必要的一面,但从企业立场看,过多的非正规职对人力资源积累并不可取。然而工会在对正规职提出过度要求(强化裁员条件)的同时,又要求非正规职正规化,企业若接受,就可能出现工资过度上涨的问题。对非正规职的保护今后应朝着适用四大保险的方向发展。相应地,应放宽正规职裁员的程序。必须判断:严格限制裁员、勉强把人留住算是创造就业,还是通过灵活裁员扩大空间才算创造就业。
▲朴会长=如果正规职工资是100韩元、非正规职是50~70韩元,那么公司即使想把非正规职转为正规职也做不到。因为工资负担会上升30~40%,企业竞争力就会下降。现在工会也应该很清楚这一事实。另外刚才谈到企业透明性,如今没有透明性,不只是向银行借钱有障碍的程度,而是直接是死路。抱着“差不多就行”想法的企业家是第一批被淘汰的对象,也没有资格做企业家。
▲裴社长=说得对。企业已经变得透明了。总有人说企业透明性有问题,其实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
▲孙会长=但在SK Global会计造假事件之后,外国企业看待国内企业的眼光中仍存疑问,这是事实。
▲朴会长=我想提一个建议。即使引入集体诉讼制,也应在12月决算时给予两次机会。若第一次决算时发现粉饰或不实,留出时滞再给一次整理的机会,第二次决算时不就会提交经过妥善整理的决算方案吗。也就是说,即使引入集体诉讼制,也在决算时给两次机会,给那些在会计上未能及时应对的企业一个赎过的机会,我认为这也很重要。
▲郑所长=换个话题,政府谈新产业,据说部分人士表示不满,质问为何冷落传统产业。新产业的现实性如何?
▲金次官=说政府不关注传统产业并非事实。传统产业也要升级,新兴高科技产业或服务业也要放在同一条线上看。我们不会把某个产业作为管制对象,也不会把某个产业排除在政府支持之外。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后要永远靠机械产业吃饭。政府最为重视的就是机械产业。
▲郑所长=可以理解为政府在信息传达上存在问题吧。
▲朴会长=部分知识阶层正把新产业引向错误方向。新产业究竟是什么?日本至今仍在生产和出口胶合板,而且还在赚钱。
而我们把大邱地区的纺织产业当成夕阳产业,如今又搞什么米兰项目要去救它。这种低效的政策不能再有了。不知道政府为什么要带头把新产业塑造成某种特别事业,让企业家们心浮气躁。我认为应把烟囱产业与6T行业结合起来赚钱。
▲郑所长=我认为为了迈向收入2万美元时代,综合商社的角色也应不同于过去而有所改变,Samsung C&T在思考什么样的商业模式?
▲裴社长=现代商事、SK Global、大宇综合商社等现在都处境不佳,这是事实。综合商社已陷入困难。Samsung C&T的贸易部门也在苦恼中。Samsung C&T打算重点推进成套设备出口、钢铁、通信、化工品出口、资源进口等五大类业务,以打开困局。综合商社应该也有能为实现收入2万美元作出贡献的部分。
▲郑所长=也有意见认为,国内也要有像“DHL”那样的世界级物流公司,实现人均收入2万美元才会更容易。要活跃外资引进等,应该怎么做?
▲孙会长=据我所知,政府为引进外资正在多方考虑、苦心谋划。但实践最为重要。我国应最大限度利用地缘政治位置,大量引进外资,走向开放经济,但现实中令人遗憾之处很多。以现行制度,在与中国的外资引进竞争中无法胜出。要成功引进外资、成为东北亚中心国家,需要“革命性的政策”。爱尔兰为引进外资将法人税从30%降至10%的案例值得参考。60~70年代制定的旧时代法律,有必要根据现实状况加以修改。
▲裴社长=放宽管制的说法已经听得耳朵长茧,现在还是一样。如今一般的说法已经骗不了我们了。也许只有说“管制零(0)”才会让人动心吧。
我认为,政府不要只在口头上谈管制改革,果断付诸实践也非常重要。
▲朴会长=说得好。我认为应保障各部长官的预算权和人事权,由各部门自主整理规定。我来担任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后发现规定手册多得毫无必要,就干脆让他们全部废除。应根据现实,只把必要的新规定重新制定出来。
▲孙会长=我也举一个例子。我们公司的内部规定中,出国出差两天的人不能申请洗衣费等,三天以上才可以申请。两天不行,这说得通吗?所以我让废除这条规定,但相关部门反弹很强烈。结果虽然废除了,但我想政府也无法对过去陈旧规定下手,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金次官辅=我认为政府现在必须有行动。实现2万美元是竞争力层面的战略。到目前为止增长一直在持续,却总在1万美元附近徘徊。我向学者们求解,他们说“融合是关键词”。产业间融合、企业间融合,产学研也似在萌动。企业提出方向,政府就会尽到自己的作用。制度要改什么、人力怎么办、国际合作课题等等,今天似乎成了一个重要契机。下面讨论的内容会向上收敛,并整理为一个方向,不久将以创新主导型经济愿景的形式提出。
▲朴会长=结论是,一切都必须改变。否则越不过1万美元这道墙。政治也要变。企业、教育也要变。而且要不断地说“必须变、必须变”,才会变。“必须变。不变就死”,这就是关键词。不改变,任何企业都无法生存。媒体也要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