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月出版文化协会定期总会决定,将ISBN(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国际标准书号)和POS(Point Of Sale System—销售时点信息管理)制度的引入作为当年重点事业,并在组建会长团的同时组建推进委员会。 当年第一次出协理事会上,会长选出权炳一(志学社代表),副会长选出包括我在内的金洛俊(金星出版社代表)、李起雄(悦话堂代表)等3人。而为组建总会决议的ISBN及POS制度引入推进委员会,推进委员长一职交给了我。我由几位对该制度感兴趣的出版社代表组成委员会,详细检查了ISBN制度的具体内容和此前的进展过程。
ISBN(国际标准书号)可算是图书的国际居民登记号码,是为全世界发行的所有书籍赋予专属编号的制度。而POS是百货店或大型折扣店等早已普及的制度,商品售出时同时完成结算与库存管理,可即时掌握商品的采购、管理和销售情况。
要在出版社与书店之间实现POS连接,须先实施能够综合管理图书信息的ISBN制度,而要引入ISBN制度,则必须成为ISBN加入国,按国家或语言圈获得图书编号分配。
ISBN制度在韩国国内首次被介绍是在1976年《出版文化》6月号上。内容介绍了ISBN对图书流通与管理如何便利、对图书的国际交流能作出何种贡献。此后《出版文化》杂志也介绍了ISBN本部(管理委员会)编制的手册,呼吁认识ISBN制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然而当时出版界规模弱小,又沉浸于沿袭已久的流通习惯,大多并不关心。不仅如此,统管韩国图书管理与图书信息的中央图书馆同样未表现出特别关注。
1987年11月,图书馆法重新修订。次年8月,随着施行令公布,规定ISBN的管理由国立中央图书馆负责,并自1990年起实施。但国立图书馆仍未急于引入和实施ISBN,于是出版界走到了前面。
出版文化协会自1988年3月起与当时位于西德柏林的ISBN本部保持密切联络,研究制度引入方法。首先为获得国家编号分配,向其介绍韩国国内出版界现状,并访问比韩国更早引入ISBN制度的日本,了解引入经过与运营情况。
1989年7月,按国际ISBN本部的要求,寄送了韩国出版社现状、年发行种数、发行册数等出版统计,ISBN本部则通报称,在按国家(或语言圈)赋予编号时完全不存在会费或财政负担。还表示,若与韩国同属一个语言圈的朝鲜同意,南北共同获得同一编号并加以管理的方案也是可行的。但当时不仅与朝鲜的对话中断,以当时朝鲜的情况也无法同意,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很早就关注出版物流通现代化的我,在成为ISBN与POS制度推进委员长后,希望借此机会对ISBN及POS制度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认识到,要尽快引入制度,ISBN编号分配是当务之急。我想到,要尽快为此事收尾,不能只与ISBN本部往来文书,而应亲自访问、了解具体内容与方案,此事十分紧迫。当年4月,我与出协事务局长李斗永一同前往欧洲,去寻访ISBN本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