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万物皆变的本世纪,竞争范式正更加迅速地从成品转向以零部件、材料为中心。这在世界产业界早已推进多年,只是我们未能切实感受到。 英特尔、博世、德尔福等世界性巨型跨国企业各自推出自家产品,抢先占据世界标准,主导着以零部件、材料为中心的范式转换。
在此过程中,与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进行毫无胜算的竞争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否则怎会在卢总统访问之后出现“上海冲击”一词。德国、挪威、以色列等知识基础国家早已洞察到这一点,正倾注努力,力图超越制造生产基础,跃升为研究开发(R&D)强国。即便生产,也采取集中于面向世界市场、竞争力强的品目的战略。
也就是说,只要价格低廉、质量优良就向全世界任何地方供货并左右生产的零部件采购全球采购(Global Souricing)战略正在扩散。
我国零部件、材料产业由于一直固守出口导向型成品,对日贸易逆差每年持续超过100亿美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半导体等8个品目群近10年来持续位列前十大进口品目的现象。半导体既是我国面向世界的出口品目,同时也是国内进口最多的品目。当然,非存储半导体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这意味着政府长期以来的努力未能取得可见成效。上世纪70年代中期推进机械类零部件、材料国产化开发,1986年至1999年通过资本财产业国产化项目支援了4087个品目的国产化开发,但被评价为仅停留于以贷款形式支援技术开发所需资金,未能取得可见成效。
也就是说,以机械类为中心的单纯国产化开发支援仅局限于简单的进口替代,因此在开发世界一流零部件、材料方面存在局限。
因此才会听到“出口赚来的钱都给了别人”或“韩国经济是长江上的鱼鹰”这样的讽刺。如今应通过制定新政策等,致力于开发世界级零部件、材料,并将其培育为新的“现金牛”。
为此,首先必须转变对“零部件、材料”的观念。亟需树立这样的意识:零部件、材料不是看不见的中间产品,而是每一件都作为最终产品必须具备质量和价格竞争力。只有具备技术实力的中坚企业、大企业投身零部件、材料开发,这一领域才能摆脱万年转包产业的恶名,并从专属交易中解放出来。而且,还能进入世界市场。
第二,在营造竞争条件方面必须具有新的方向性。支援对象应集中于“有望成功的企业”而非行业,尤其是开发资金需求巨大的材料领域,也应扩大大企业的参与。此外,还应制定并衔接“技术路线图”,以支撑各技术相关部门竞相挖掘的下一代增长动力所需的核心技术开发。
第三,应侧重以需求衔接为前提的技术开发。零部件、材料因其特性,必须有使用方才能开发。因为不仅初期技术开发,直至量产阶段的开发都需要巨额资金。此时应促使具备一定稳定规模的企业积极参与。
第四,在确保和运用优秀人才方面应更加积极。应全面衔接公共研究机构的优秀研究资源,将长期积累的诀窍移植到企业现场。从去年开始由“零部件材料综合研究团”推进的“博士级研究人力现场驻在派遣事业”,在这一意义上被评价为非常有效。该事业投入50%的政府资金,使企业所需的博士级研究员从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韩国机械研究院等16家公共研究机构派遣出来,在现场推进共同研究开发。
第五,需要提高对日引资集中度的战略。在中国有过失败经验的日本投资者中相当多对韩国抱有浓厚兴趣,加之经济长期萎缩、母公司与零部件企业间的专属交易、老龄化和高成本结构等日本内部因素造成的困难,需要积极利用这些因素,制定将日本技术和资金引入国内的战略。 为什么在尖端产业备受瞩目的今天,仍要再次强调零部件、材料。
因为零部件、材料并非“辅助”,而是“核心的多数”,是“虽小却大的国家竞争力源泉”。
挖掘新的“下一代增长动力”、寻找我们赖以生存的“现金牛”,正是通过培育零部件、材料产业才有可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