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层在经营企业时,每时每刻都必须作出艰难判断。基本上要作出对公司利益最有利的选择,但同时还须考虑法律乃至国民情绪。有时还会与经营者个人利益相冲突。IMF外汇危机之后,存款保险公司以投入公共资金为依据,对金融公司及相关不良责任企业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市民团体则追究违背小股东利益的经营责任、控告经营者,此类案例增多,公开讨论“经营判断原则(Business Judgement Rule)”的必要性日益增大。 ◇何谓“经营判断原则”=指即使因错误决定给公司造成损失,只要该决定是慎重作出的,就不应追究责任的原则。经营者的判断必然伴随责任,但如果连诚实的判断也要追究,关键时刻就难以作出果断决定,因此需要加以保护。
当然,并非所有经营判断都受保护。据首尔大学法学院教授金建植介绍,附有以下条件: ▲须是在充分审查必要信息后作出的决定 ▲董事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 ▲处于相同立场的人在相同情况下考虑也不会觉得明显异常的判断。目前Commercial Act虽未明示经营判断原则,但通过要求承担“善良管理者的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设置了类似机制。
◇首例判例,第一银行小股东诉讼=1998年7月24日,首尔地方法院民事第17部在我国历史上首次由小股东追究公司经营层不良经营责任的股东代表诉讼中,支持了参与连带(小股东)一方。在此之前,商法上的代表诉讼制度形同虚设。法院认定第一银行高管以对韩宝钢铁的不当贷款为代价不正当获利。该判决之后,追究经营层不良经营责任的诉讼接连出现。因为这确认了对经营层违法行为可以进行远比刑事责任追究更广义的责任追究。
最近则相反,出现了对经营层过度追责的判例,引人关注。前韩美银行行长金镇万在友利银行提起的不良相关损害赔偿诉讼中于5月30日胜诉。首尔地方法院判定,金前行长在任期间错过股票处分时点致使银行受损,但这是依据证券业务指针所为。友利银行放弃上诉。判决一出,舆论纷纷指出,在公共资金回收过程中存款保险公司以“经营判断”为尺度衡量银行职员及高管是不当的。
◇尊重经营判断的美国=美国自19世纪初起相关判例不断积累,经营判断的模式已根深蒂固。相比之下,我国自IMF之后推进诉讼仅五年左右,仍在等待经过一审、二审的诉讼结束,令人羡慕。在美国,各类案例被用作经营者的参考资料。
例如,若董事会关于企业合并的决定成为争议,股东或债权人以企业收购成本过高为由提起诉讼,则会审查其是否付出了充分获取信息的努力、是否出于个人利益。依据判决,正在筹备合并的经营层也能得到帮助。安然公司的会计造假事件,同样是因为为在短期内提升个人利益而非公司价值而进行粉饰会计,从而留下教训的案例。
由于美国确立了股东资本主义原则,经营者的社会责任属于次要问题。这是因为在当地风气中,最大化股东利益被视为企业理所当然的职责。
相反,日本几乎没有因质疑经营者判断而诉讼一直打到韩国大法院的案例。审理过程中双方合意撤诉的惯例一直延续。因此日本被归类为难以确立经营判断原则的国家。
◇应视为透明经营落地的契机=以IMF为起点,我国股东地位急剧提升,过去流于形式的董事会作用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外部董事对公司担负起更重的责任感,责任经营与透明经营成为业界热门话题。
在此时点,围绕经营判断原则的积极讨论,有望明确提示经营者的判断在何种界限内可以免责。因为在与美国不同、经营判断被理解为涵盖“道义责任”的社会氛围中,这既能保护经营者的判断,也有望向耍赖的经营者提示经营判断原则(BJ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