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自1995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万美元之后,已连续7年原地踏步。战后唯一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从1万美元到2万美元只用了5年多;欧洲的爱尔兰则在7年内登上2万美元高地。相比之下,令人不禁怀疑韩国是否在“1万美元的魔咒高地”上徘徊得太久。对于在高速增长期紧张打拼、在经济成绩上习惯于超额完成的开发年代主角们而言,长期停滞与混乱的经济确实令人郁闷、厌烦。似乎越来越多的人索然放弃,认为韩国也未必不会变成中南美,未必一定能成为发达国家。 自60年代开始重视经济开发以来,韩国在GNP竞争中表现出众,短期内实现了摆脱贫困的夙愿,那么如今在挑战发达经济时受挫的原因何在?近来每周五天工作制虽在扩散,但韩国仍属于世界上劳动时间最长、工作最勤奋的国家之一。
与几乎一无所有的开发年代相比,资本积累已极为可观,包括优秀人力资源在内、曾使高速增长成为可能的因素依然有效。然而竞争力却不见提升,始终摆脱不了经济危机论,令人郁闷。据说卢武铉总统看到中国的发展面貌后所受的“上海冲击”,可视为对甚至可能在与中国竞争中落伍的危机感的表达。
关于韩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与课题,已有多到难以一一列举的诊断与替代方案,但不久前韩国开发研究院从颇为不同的角度切入这一问题,引人关注。该院把集团利己主义与劳动不安等社会混乱指为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自80年代中期民主化与“劳动大爆发”以后,劳资关系几乎没有平静过,但若日益放大的劳动不安与集团利己主义引发的社会混乱如今已成为拖住经济后腿的主要障碍之一,那将是严重的事。
问题在于,耗尽经济元气的社会混乱似乎难以在短期内化解。因为源于集团利己主义的社会矛盾与混乱,根本上建立在伴随开发年代高速增长而膨胀的对政治、经济、社会全面的不信任之上,而这种不信任又与不法与腐败一同扩大。轰动社会的Good Morning City事件堪称痼疾式腐败结构的典型案例。数十年来,铲除贪腐一直是每届新政权的例牌菜单,外汇危机之后按国际标准进行结构改革的说法也听得耳朵起茧,但这显示出躲开改革之风的死角地带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依然完好存在。
在只是彼此之间适度竞争的封闭经济中,在经济依靠政府计划与指示运转、靠命令与训斥便能提高生产率的权威主义时代,即便容忍腐败,经济也能增长。以无休止的消耗战与政治逻辑给经济加重负担的政界低效率,也还算能够承受。
然而在世界经济整合为一体、必须与在透明性与信赖基础上高效运转的发达经济在同等条件下竞争的开放经济中,经济再也无法承受腐败与上层结构即政治权力的低效率。更何况在不法与腐败蔓延、社会整体不信任被放大、唯有集团利己主义横行的状况下,期待经济充满活力地运转或许是过分的贪心。国民收入2万美元正浮现为参与政府新的国政议题。若要实现这一点,先从作为不信任与社会混乱震源的腐败结构下刀的大爆炸式改革,恐怕才是首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