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2002年2月连任在内,我担任大韩出版文化协会会长的任期共六年余,如今以APPA(亚太出版协会)会长和IPA(国际出版人协会)理事的身份参与国际活动,但此前作为出版协会高管共同奋斗的20年间我的热情,了解的人都很清楚。我性格上是要做就做好、否则一开始就不做的类型,因此获得了许多同志,但也难免不知不觉间结下了敌人(?)。 然而,无论领导哪个组织都无法让所有成员满意,倘若在推进协会工作期间有同行出版人因我而遭遇不快,我想借此机会请求他们的理解。除理事时期外,我担任出版协会会长、副会长的时间长达12年,一位元老作家察觉到我因协会业务而疏忽公司事务,时常向我进言劝告。
“你是不是想进政界?为什么要自找没必要的苦头?社会名誉,那算不了什么。正是该全力投入公司事务的年纪,你似乎太过分心了。以后会后悔的,放手吧。”
每当此时我都笑着说:“正因为如此,只能由我来做。”而最终放手回望,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已尽心尽力。我参加出版界正式聚会,始于1981年儿童图书出版协议会的成立大会。随着儿童图书在出版界比重上升,该聚会以“通过儿童图书出版人的和睦团结与相互协作,为儿童图书质量提升和健康儿童文化的形成作出贡献”为目的而组建,正如儿童图书出版人一般,充满纯粹的热情。
1983年夏天,我们每天清晨在南山植物园前聚会,就儿童图书的发展方向和读书运动的开展方法等进行讨论,交流了许多想法。也曾邀请儿童文学家、社会知名人士、教授和政治人物等听取意见。之后以解酒汤代替早餐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作为具体读书运动的一环,我们制作了印有“不读书的国民无法发展”“不读书的人无法成功”的贴纸30万张,贴在首尔市内的车辆上。还在各处挂起横幅,亲自走上街头开展读书宣传活动。
1987年,青少年图书出版协议会成立,我出任会长。当时出版界最为忧虑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读书风气相比日本极为低下。因此我们宣传读书的重要性,随时举办关于青少年时期促进阅读方法的研讨会和演讲会;每年在青少年之月5月,与YMCA及青少年、女性团体、出版相关团体共同在首尔主要地区开展“推荐良书、驱逐劣书活动”和“儿童节赠书”等活动。我们也曾通过读书实态调查来诊断读书运动的效果,但因未取得预期的进展而颇为苦恼。
青少年读书运动未取得大成效,是因为我国升学考试制度问题重重。在中学高中阶段学生就不得不埋头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的教育风气下,再怎么想享受读书的学生也无法把阅读放在首位。
由于积极参与各领域出版人的聚会,不觉间我也逐渐涉足大韩出版文化协会的事务。作为出版人整体集合体的大韩出版文化协会,自1947年成立以来一直是引领我国出版界与出版文化的实质性核心。然而,初期出版人大多怀有通过出版报效国家与民族的爱国志向,由这类出版人为主体创立的出版文化协会,不仅民族主义色彩浓厚,也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团体。
因此,即便是有志的出版人,要进入运营层也并非易事。在此情形下,我于1982年成为理事,更深一步投身协会。
亚太出版协会会长、艺林京畿植物园理事长、前大韩出版文化协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