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瓦台政策室长李廷雨1日表示,"为实现出口主导型产业结构并吸引外资",需要新的劳资模式,并提出以劳动者参与经营为主要内容的"荷兰式劳资文化"。首先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在此时提出这种说法。铁路工会罢工刚刚平息,但民主劳总正在展开联合罢工。 李室长提出的"荷兰式劳资关系",究竟是指作为协商机构的荷兰劳资政委员会即社会经济协议会(SER),还是指允许工会参与经营的新框架,并不明确。如果指的是作为协商机构的劳资政委员会,那可能只是沿袭采用瑞典式劳资政协议模式的金大中政府的劳动政策。劳资政委员会并非全无成果,但参与政府上台后劳资关系再度恶化,因此只能算是一半的成功。
相反,如果内容是以制约工会无节制加薪等过度主张为代价、由雇主部分移交经营权,那么这也有可能被劳资双方共同排斥。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副会长玄明官2日在结束"为确立新劳资文化的会员企业座谈会"后即表示担忧:"对韩国而言,韩国式劳资模式最为可取,若引入不符合韩国经济发展、经济课题与风土的制度,必然要经历试错。"
更何况,从斗山重工业事件、货物连带拒绝运输,到朝兴银行及铁路工会罢工,近期的劳资矛盾均源于工会不以劳动条件、而以政治条件为由,试探新政府的劳动政策。其中,参与经营的要求是工会最为优先的斗争目标。
因此,重要的并非荷兰式、瑞典式还是英美式,而是根据本国经济条件与劳资风土妥善运营制度。再好的制度,若不适应环境也必然失败。当下我国劳资文化最迫切需要的是"确立法律与原则"。至少把这一点扎实做好之后,再引入其他制度。在罢工局面刚刚出现平息迹象之际谈论荷兰式劳资文化,显得突兀。若确实打算引入该制度,事前必须充分听取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