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6-30

[劳动市场结构变化与竞争力强化] “雇主与劳动者应克制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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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见提出,雇主应将劳动者视为真正的伙伴,避免不当行为;劳动者也应克制力量,避免为斗争而斗争。 此外,还有主张认为,为解决非正规职劳动者问题,应尽快制定相关法律与制度。

Seoul Economic Daily与大韩商工会议所于27日在Seoul Economic Daily 8楼大会议室共同举办了以“劳动市场结构变化与强化国家竞争力方案”为主题的时事诊断。 与会者当天强调,为构建合作型劳资关系、使韩国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劳资和谐必不可少,并应在劳资纠纷发生之前建立能够事先加以阻断的“社会基础设施”。

出席者:崔炳勋 劳动部雇佣政策室长、金正泰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常务、李在雄 民主劳总事务总长 郑熙洙 首尔经济研究所长(主持) 地点:Seoul Economic Daily 8楼大会议室

▲主持人=外汇危机之后,非正规职劳动者激增,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您认为非正规职劳动者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李在雄事务总长=这是因为政府正在加速推行新自由主义劳动政策。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向外国资本开放国内市场,外国资本将进一步掌控国内市场。我们的劳动者在努力工作,但外国资本起到的作用是使我们的劳动者个体化、无力化。特别是金大中政府持续推进常态化的结构调整与劳动市场灵活化政策。这加深了劳动者的雇佣不稳定,并导致雇佣不稳定日常化。经济上陷入困难的非正规职劳动者,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沦为贫困阶层。政府最近还通过经济特区法,出现了不承认劳动者生理假及年月休假等扩大非正规职劳动者的动向。此类措施将使我们社会的分配结构更加扭曲。

▲金正泰常务=进入全球竞争时代,企业经营环境极度不透明,通过提高雇佣灵活性来强化企业竞争力是全球性趋势。这种对劳动市场灵活性的追求对企业而言不可避免,由此对非正规职劳动者的需求正在增加。此外,近来服务业扩大等产业结构的迅速重组,也使非正规职需求增大。从供给方面看,外汇危机之后因劳动市场恶化而急剧增加的失业者,正流向相对容易就业的非正规职,女性社会参与逐步扩大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特别是我国对正规职劳动者的雇佣保护规制过于僵化,这也成为非正规职劳动者增加的主要因素。据OECD报告,韩国对正规职劳动者的雇佣保护规制在27个成员国中位居第二高。应当理解,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为强化企业竞争力,这具有不可避免的一面。

▲崔炳勋室长=政府的劳动市场政策以兼顾效率性与公平性为目标。您说我们的劳动市场因新自由主义政策而被扭曲,但现代任何国家都不会只追求一种价值。既有按市场原理运行的部分,也有政府介入的部分。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在劳动界看来可能是瓦解工会,但在全球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劳动者要生存下去就需要持续开发自身能力。

此间由于企业间竞争加剧和技术急速发展,企业的正常需求确有增加的一面,但从调查结果看,也存在为回避人力成本负担和遵守法定劳动条件等而滥用非正规职的部分。

▲主持人=那么,如何解决非正规职问题最为理想?

▲李总长=政府应从人权层面积极救济他们。也就是说,应为消除非正规职问题中的歧视制定明确的制度。具体而言,就派遣劳动者而言,据劳动部最近正在研究的劳动者派遣法修正案,有大幅扩大派遣劳动许可范围、使派遣劳动一般化之忧。而且据悉,对高龄者等弱势群体将放宽派遣法许可范围和期限的限制,这非常令人担忧。此外,移居劳动者进入劳动市场的情况大幅增加,但因法律尚未完善,对移居劳动者的人权侵害不断发生,外国劳动力引进完全缺乏规范,有可能威胁本国劳动者的就业岗位。

同时,如货物连带劳动者那样,特殊雇佣职劳动者的劳动三权被否认,应承认他们的劳动者身份,从而保障其劳动三权。

▲崔室长=对于非正规职劳动者问题,政府也有充分认识。

李事务总长就非正规职立法方案讲了几点,但似乎讲的是尚未确定的内容。劳资政委员会正在讨论,但改善方案尚未立法化。政府计划以劳资政委员会的讨论结果为基础,制定使非正规职规制不扭曲劳动市场的改善方向,并推进立法。

具体而言,定期制劳动为消除雇佣不安,将只在具备一定事由时方可雇佣;派遣劳动则多方筹划缩减非法派遣的方案,并限制在特定岗位上更换派遣劳动者持续使用。同时,对于保险推销员、学习教材教师等所谓特殊雇佣关系从业者的团结权承认等问题,计划在劳资政委员会设立“特别委员会”,经深入讨论后确定保护内容与立法形式。

▲金常务=我想指出,关于非正规职劳动者的统计差异过大。劳动界与经营界、政府等看待非正规职劳动者的标准互不相同。劳动界主张非正规职劳动者占56.5%,这是对Statistics Korea“经济活动附加调查”结果的任意解读,与国际上非正规职劳动者比例为10~20%相比属过高估计。正如Statistics Korea所承认的,该结果只是从“经济活动本调查”中抽取有利结果,是错误数字。据经营界调查,非正规职劳动者仅占17%左右。

若强行规制劳动市场上自然产生的非正规职劳动者,外包等其他形式会层出不穷。这靠法律也不易解决。我国劳动市场僵化,这是全球共同的评价。

▲李元德院长=劳动市场灵活化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因此有必要使劳动市场的基础设施先进化。在企业持续结构调整和劳动市场灵活化使劳动流动活跃的背景下,要顺利推进“无失业的岗位流动”和按求职者特性的雇佣政策,就必须实现能够迅速准确收集、分析、提供劳动市场信息的高效劳动市场基础设施先进化。总之,需要构建使企业间流动成为可能的社会系统与基础设施。90年代初期,美国发展了职务劳动市场。

此外,滥用非正规职劳动者会因劳动者爱社之心减弱以及教育、培训投资不足,导致人力资源质量下降、劳资矛盾和劳劳矛盾。因此有必要尽可能激活自愿形态的非正规职劳动,并引导企业以临时性业务和人力需求波动大的业务为中心使用非正规劳动。

▲崔室长=政府为准确预测劳动市场人力供需、防止职业间流动或人力错配,正以五年计划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这项工作现已进入第三年,最初对人力供需预测本身持怀疑态度,但对工作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并定期更新后,准确性正大幅提高。若此项工作完成,教育与劳动市场的衔接将成为可能,错配问题也有望在相当程度上得到缓解。

▲主持人=继非正规职劳动者问题之后,换个主题。最近因总罢工,劳资及劳政矛盾正在加深。最近总罢工的议题和原因是什么?

▲李总长=参与政府最近全面倒退改革政策,局势正走向极其严重的方向。以NEIS(教育行政信息系统)问题为例,政府下属具有公信力的机构人权委员会建议删除有侵害人权之嫌的3个条款,教育部曾同意执行,但不到一周又予推翻。

政府强行推进经济特区法,铁道法案则推翻了一个月前与工会达成的协议,试图在国会通过。都说参与政府是“亲劳政府”,这种情况下算什么亲劳政府?今年民主劳总的罢工还不到去年的50%。

▲李院长=是的。今年罢工不到去年的一半。到本月26日,罢工发生件数为108件。与去年同期的202件相比约为一半。 尽管如此,随着对经济的危机意识蔓延,对劳资关系的不安心理比任何一年都高。这是因为虽然劳资纠纷不多,但争点多为社会关注度高的事项,政治色彩浓厚。此外也因为很多人怀疑政府是否未能基于统一而一贯的原则发出声音。

政府存在过度强调对话与妥协的一面,但在“法与原则”发挥作用之前,对话应能充分展开。要做到这一点就需建立“社会基础设施”,而我们的现实并非如此。因为事先预防不到位,力量相互碰撞而产生争斗,急于解决问题便显得手忙脚乱。

尽快绘制劳资关系路线图十分紧迫。通过它向劳资当事方发出具体信号,并在发生纠纷时提出劳资与政府可以遵守的具体准则。

▲崔室长=我国人均GDP要从1万美元跃升至2万~3万美元,需要比现在更多的努力。必须避免重蹈南美阿根廷那样经济崩塌的老路。既然如此,我认为各主体都有应做之事。

首先,政府方面由于与过去工业化时代的环境不同,将按国际水平整备法律与制度。仅有制度并不能改变一切,因此将努力使合理的惯例得以确立。

劳方与资方应努力在信赖基础上构建能够相互合作的劳资关系。稍有不慎就可能产生误解、距离更远,因此必须慎重。

▲金常务=看最近的经济状况,的确令人担忧。经济增长率本身正下滑至3%区间,经济环境全球化使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要应对这种竞争体制,我认为劳资双方应朝强化竞争力的方向前进。令人担忧的是,最近的劳资矛盾将起到削弱我国经济竞争力、降低投资意愿的作用。

李总长说罢工件数不多,但工资与团体协议尚未结束,仅凭数字比较就判断工会罢工减少还为时过早。此外,尽管我国经济状况不佳,工资上涨幅度却很高。劳动者的期待心理不断上升,而企业经营状况艰难。我认为妥善化解这种矛盾是合作型劳资关系的核心课题。

▲主持人=最近围绕地铁工会罢工存在合法与非法之争。请谈谈对此的看法。

▲崔室长=虽然大家感觉政府的劳动政策今年有所变化,实际上与去年并无不同。劳动部的应对方式和思路保持一贯。最近有主张称在地铁罢工上建设交通部与劳动部对合法、非法的判断相左,这是因为去年建设交通部并未直接出面解决罢工。部门间意见并非总是一致。在解决过程中意见可能不同。

具体来说,判断合法性要看目的与手段。劳动部认为只要罢工目的中包含属于交涉对象的内容,在目的上即属合法;而法院则按罢工的主要目的判断是否合法,主要目的若与法律不符即判定为非法。劳动部在目的方面更为宽松。

但在程序方面劳动部更为保守。依据调解前置主义,对行政指导之后的罢工视为非法。而法院更为开放,与劳动部不同。建设交通部引用了法院的立场。劳动部与法院其中任一方认定为非法,合起来即视为非法。因此地铁罢工是非法的。

▲主持人=围绕政府动用公权力也有很多争议。

▲李总长=试图动用公权力解决问题是极其严重的问题。罢工是宪法保障的劳动者权利,劳资交涉破裂后依据宪法就可以罢工,不是吗?由劳资自主解决才是正常的。政府不应通过公权力阻止法律保障的权利。

▲金常务=今年以来政府的劳动政策缺乏一贯性,企业应对罢工的手段不多且薄弱。因此,企业对非法罢工处理或公权力的期待较低是事实。在许多现场,都呈现出因力量压制而不得不让步的局面。

▲崔室长=对公权力存在很多误解,其中之一是认为一旦是非法罢工就应立即动用公权力,这是错误的。因为非法就必然动用公权力,可能引发更多问题。制度并不完美,实际适用公权力并不容易。政府将在最短时间内尽量减少此类问题,尽快合理改变制度与惯例。

▲主持人=时间过去很久了。最后,请谈谈为使我国未来具备国家竞争力,劳、资、政应作出何种努力。

▲李总长=企业不应对劳动者实施不当劳动行为,也不应独占企业利益。为实现透明经营,应让劳动者参与经营。

此外,试图把美国的基本模式套用到我国也是问题。美国与我国在质上不同。正因为单方面要求劳动者牺牲,劳资纠纷才频繁发生。

▲金常务=我国要在短期内成为人均GDP 2万美元的国家,就必须尽快化解作为社会矛盾的劳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需大量引进海外资本,但目前并未做到。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这样频繁经历劳资纠纷。

在景气不佳的情况下,与其围绕工资上涨等分配问题产生矛盾,不如关注为共同把蛋糕做大而提高生产率。从这一角度看,政府也应放宽对企业的规制、促进投资。同时,政府应营造使劳资能够均衡、自主交涉的氛围,另一方面对非法罢工应严正执法。

▲崔室长=为形成发达型劳资关系,各主体应做之事是:首先,工会有必要提高功能性灵活性,提升各自的能力开发。但应摆脱斗争性的劳动运动。对雇主而言,透明经营是信赖经营的基础,因此应将工会认定为真正的伙伴,朝共同扩大彼此利益的方向努力。作业场创新就是一个例子。

政府将扩展劳动基本权、构建社会安全网,同时追求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并通过此努力建设共同富裕的国家。

▲李所长=要成为人均GDP 2万~3万美元的国家,就必须成为知识强国。为此需要人力资源强国与劳资合作强国这两大支柱。特别是劳资政都必须改变,但我认为劳资政的变化应有顺序。

首先应由雇主率先变化。之后工会与劳动者再实现变化。雇主应摆脱文化上的权威者姿态,把劳动者视为资产而非负债,作为真正的伙伴。此外,劳动界方面,虽然劳动者的工会加入率处于低水平,但大型工厂的工会力量强大,因此应能够克制力量。进而应在政治与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克制的同时,还应培养提出各种政策替代方案的能力。

同时,政府既要成为变化的促进者,也要努力使其稳定落地。应制定劳资革新三年计划并集中投资。通过此实现第二次劳资政大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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