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治国比作经营,直到不久前还被视为不敬之举。有人认为把神圣治权的行使与赚钱的经营等同起来不妥,或者认为行使历经千辛万苦才取得的权力,谈什么经营。然而从历史上看,国家恰恰是在令人窒息的竞争环境中反复经历生存与消亡。无论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缺少“强有力的国家愿景、贯穿时空变化的具有先见之明的国家长期战略与竞争战略、高效的统治体系、全体国民都认同的健全价值观∙道德心与强有力的社会纲纪、支撑国力的强大经济力与军事力、任用有能力有使命感的人才,以及统揽这些要素的富有洞察力的领导者”的条件下繁荣与存续。 这些国家治理的成功要素,与企业经营的成功要素完全一致。区别只在于,企业在市场上实时接受消费者和竞争者的评价,繁荣与消亡立即显现,而国家的成果评价需要更长的时间。
尽管上任仅百余天,国民对参与政府的失望似乎已经很大。国民政府时期通过刺激消费信贷和房地产景气强行提振内需,其副作用本已在预料之中;选举战略造成的反美风潮和用钱买来的对朝关系,也明显预示着对美关系将出现困难,但政府施政初期的政策却过于混乱。加之代际矛盾和理念对立表现得过于尖锐,有钱人和办企业的人的不安感前所未有地升高。多数国民曾期待这是一个有准备的政府,希望看到统揽全体国民的整合政治,结果却过度放大了那些自认为“不是我方”的阶层的疏离感与被剥夺感。总统表现出较快的学习速度,算是唯一的慰藉。
上次大选的结果,是国民对变化的渴望交汇而成的。国民所希望的变化,恐怕不是国家愿景本身的改变或人为的势力均衡变化,而是对跟不上全球化的我国政治∙行政∙经济运行体系的改革与变化。然而这段时间众多国民所目睹的,却像是发生了一场社会改革。劳资争议的解决方式与劳动部长官的工会观、与部分媒体的冲突、围绕教育行政信息系统决策上的混乱,以及频发的语言暴力等,让许多国民感到不安。这好比悬在上有猛兽咆哮、下有毒蛇成群的悬崖上全力搏斗。如今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回避变化与冲突的时代。朴正熙范式被废弃后留下的空白很大,在农耕社会∙产业社会∙信息社会三代人同处一个屋檐下的情况下,共识难以轻易形成。由于矛盾看来难以在短期内化解,为实现国民整合,比起解决矛盾,更需要一个多数国民能够认同、能够覆盖矛盾的理念中立的国家愿景。
因此,我提议以“创造就业与企业强国”作为中期国家愿景。
若全体国民没有工作机会,若不能在十年内实现人均收入2万美元(已经晚了很多),若不能涌现至少10家左右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若不能形成让真正的创业企业和中小企业得以绽放的公平经营环境,就无法跨过发达国家的门槛。我相信,如今我们的社会已经成熟到只要经济基础牢固,理念或代际之间的矛盾完全可以承受的程度。要实现这样的国家愿景,就必须广求有能力、有气概的真正专业人士并放到合适位置,给他们时间进行责任经营,并保护他们免受外部压力。
本来,要真正达成政策目标,就必须放弃相互冲突的政策。但参与政府的两大国政课题——地方均衡发展与建设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与前面提出的“创造就业与企业强国”愿景并不冲突。只要为确立合作型劳资关系而中立地执行法律与原则,并推进监管改革(若把监管改革的选择权与主导权交给首都圈以外的地方自治团体,地方均衡发展自然会推进。有什么理由不能把全国都变成经济特区呢?),其余交由民间部门解决即可。我国是极具吸引力的市场,只要政府坚守市场经济原则的政策方向明确,外国投资就会涌入。几乎不花预算的经济复苏妙策,为何要视而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