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靠迄今为止的‘以物质资本为中心’的经济政策存在局限。我国要想迈向发达国家、成为东北亚物流中心国家,不动员人、人力资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为此,必须从人力资源政策的角度,把经济政策、劳动政策和社会政策这三者整合起来。” 劳动部长官权基洪表示,现在正是经济政策范式必须转变的时候。他指出,要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就必须开发人力资源,为此应将劳动、社会政策与既有经济政策置于同等价值来看待,并加以整合运用。
权长官还反问道:“如果劳动部不积极反映劳动者的立场,那谁来为劳动者发声?”他强调:“劳动部将成为最先关注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失业问题、劳动问题等的部门。”
——您就任长官已近100天。此前身为学者,如今作为长官过着官僚生活,请谈谈这段时间的感受。
▲我觉得劳动部这个组织比想象中更具活力。要说困难之处,就是参与政府的成立本身在某种层面上意味着“变化”。不仅是劳动界,社会各界各层对变化的期待都在喷发,长期看这是发展,但短期内各方只把变化解读为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期待未经沉淀,很难一次性处理。不过我认为这是向多元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我认为参与政府有着找到自身渠道、化解矛盾的历史责任。 ——您最近曾说“(劳动界)即便是违法,只要主张正当就应该听取”,具体是什么含义?
▲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对于社会矛盾,具体到劳资矛盾,“政府应持何种立场”,我有三条原则。第一是对话,第二是政府该做的事要做,第三是违法行为按原则处理。过去发生劳资矛盾时,这三条原则是分阶段进行的。例如政府在罢工发生时,会以“不对话就投入公权力”或“不结束罢工就不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但这种阶段论无法实现社会整合。即便是以违法方式罢工的人,只要提出正当要求,违法行为按原则处理,而“主张的正当性”应另行讨论,这就是我的原则。经过讨论,如果存在政府不了解、有所疏忽的事项,就应加以接纳并改善。总之,违法归违法处理,而过程中提出的事项的正当性应予接纳。我不理解,这为什么会像媒体所主张的那样,是偏向工会、不够中立。
——您最近表示“劳动部应成为积极代表劳动者立场的部门”,由此“亲工会政府”的争议不断扩大。
▲政府部门之间讨论时,产业资源部的主要关心是企业利益及对企业的影响,那么劳动部的主要关心也必须一样吗?当然不是。我认为,从“劳动政策视角”出发,最先关注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失业问题、劳动问题等,正是劳动部。政府不应站在特定社会集团势力一边,但在部门间讨论中,劳动部当然应从劳动者立场发表意见。如果劳动部不为劳动者发声,那谁来反映劳动者的声音?我在就任辞中已经表明了这一立场。不过我要明确地以此为前提说明,这并不意味着“企业怎样都无所谓”。劳动部是从劳动政策视角提出主张,但并不是要成为工会的代言人。若是那样,我何必当劳动部长官?去当工会委员长就好了。(笑)
——初衷可以理解,但令人担心的是,在劳动部作为主管部门实际推进的政策中,例如制定退休年金相关法案时,若偏向性地只反映劳动者立场,反而会给企业造成巨大负担,助长矛盾。
▲要制定一项法案,相关部门之间要开数十次会议。在这一过程中,各部门之间会积极表达意见,这样就会逐渐取得平衡。在讨论过程中,各部门所处立场不同,出现分歧不也是正常的吗?不应以此进行批评。我认为,在讨论结束、政府政策最终确定之后,如果它是“亲劳动的”或“亲企业的”,那才可以批评。
——这似乎与政府此前展现的劳动政策不同。您认为与以往的劳动政策有什么差异?
▲这个嘛。若说有差异,就在于是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经济政策与劳动政策之间的关系本身视为从属关系,还是视为整合关系的差异。
我国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因为动员了物质资本力量。为此,经济政策一直是以利率、税收、产业结构等为中心的“以物质资本为中心”的政策。但仅靠既有的以物质资本为中心的经济政策,无法达到我们想要的发达国家、东北亚中心国家的目标。让我们能够跨过发达国家门槛的关键环节是人。没有人力资本的东远集团,质的飞跃是不可能的。从人力资源政策的角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劳动政策应当整合。也就是说,不要把经济政策放在优先、把劳动政策看作从属,而应让这三者整合起来。这应成为新的经济政策。但这并不是说要把劳动政策置于经济政策之上来推进。
——您曾表示要改善被国际劳工组织、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指出为落后的劳资关系法律制度,具体计划修改哪些内容?
▲具体事项将由上月10日成立的“劳资关系制度先进化研究委员会”决定,但无论对劳方还是资方有利或不利,都将整顿未达国际标准的劳资关系法律与制度。首先计划在集体劳资关系中改善劳动者的“劳动基本权”。具体而言,包括团结权、交涉权及劳资协议制度,集体行动、争议调解,劳动基准法制等,计划在今年10月底前拟定制度改善方案。
此外,在个别劳资关系中,将部分改善资方所主张的“过度保护劳动者”条款,如停业封锁、替代劳动等。
——在此前货运联盟的罢工中,政府违背公平性允许下调柴油税,导致出租车、公交、混凝土搅拌车等出现罢工动向。如果他们也主张下调柴油税,您将如何应对?
▲我认为劳动部长官不是判断他们所主张内容正当性的政府当事方,这是其他主管部门要判断的问题。不过据我所接到的报告,出租车、公交等与货运联盟相比,此前一直得到政府的支持。 ——最后,如果您有想对劳资双方说的话,请谈一谈。
▲政府做得不对的地方,今后将积极改善。但如果劳方、资方、媒体等扭曲事实本身,可能会让社会更加不安。希望劳方、资方、媒体等不要扩大再生产矛盾,而是与政府一起走上化解矛盾的舞台。
■ 履历:“欧洲式社会政策”专家,在收入再分配等领域造诣深厚
劳动部长官权基洪是典型的学者出身,长期在大学专注于社会政策等领域的研究活动。正如他在德国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经历所显示的,他是“欧洲式社会政策”专家,在收入再分配等方面造诣深厚。
他曾担任青瓦台政策室长李廷雨等人参与的大邱社会研究所所长,去年9月出任由教授与市民团体人士组成的政治改革市民联盟筹备委员长。此外,在总统大选期间,他担任民主党大邱市选举对策本部长,作为大邱地区竞选活动的指挥中枢开展活动。在接管委员会时期,他担任社会、文化、女性分科干事,完善了卢武铉政府的劳动政策。
在成为长官之前他并不太为人所知,也曾有人怀疑学者出身能否胜任长官,但外界评价他凭借扎实的逻辑很好地领导着劳动部。
最近他在明确自身立场的同时,因“亲劳动者政策”而受到媒体攻势,但他表示“劳动部当然应成为反映劳动者权利的部门”,并不改变自己的信念。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理所当然的主张,但可以看出他要改变一直被批评略偏向雇主一方的劳动部的意志十分坚定。
“不陷入官僚式的墨守成规,保持与既有视角不同的新鲜感”——权长官的这一新尝试将如何变为现实,值得关注。
▲出生于大邱(54岁) ▲庆北高中、首尔大学德文系 ▲德国弗莱堡大学经济学博士 ▲岭南大学经济金融学部教授 ▲大邱社会研究所所长 ▲岭南大学统一问题研究所所长 ▲总统咨询政策企划委员会委员 ▲新千年民主党大邱市选举对策本部长 ▲接管委员会社会、文化、女性分科委员会干事
■ 我所看到的这个人
金泰一(岭南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
专攻劳动问题的经济学家出任劳动部长官,是否是“自然”的事?在我看来,这两种职业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如果说教授职位的美德在于揭示矛盾要素,那么长官职位的美德在于统一矛盾要素。
对长官而言决断是重要的美德,而对教授而言犹疑才是美德。西方人有句玩笑话:“教授总是把两只手(on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挂在嘴上。”这句话指的正是教授职业的这种特性。我完全赞同。所以我也说:“可以让教授做咨询,但不要让他做决定。”
“劳动经济学教授”权基洪能否也把“劳动部长官”的角色扮演好?长官的处境,大概就像一个儿子卖草鞋、一个儿子卖雨伞的母亲,想必会有很多为难之事。但我们并不担心。因为他与一般教授不同。他不仅是具有敏锐洞察力的教授,还是不错失时机做出判断、富有决断力的教授。所以每当有事情迟迟没有进展时,我们总会跑去找他。
一位艺术家的成功十有八九取决于个人的感受力与勤勉。劳动经济学者的成功也可以说是“个人”才能与诚实的结果。但劳动部长官的成功不是个人才能与诚实的结果,而是“集体、组织”努力的产物。这也是劳动经济学者与劳动部长官的不同之处。
我认为权基洪长官正在很好地履行信赖劳动部专家能力、发掘自身组织潜力的“集体组织”努力。他很清楚我们的人生是一场“为了得到认可(recognition)的斗争”这一事实。他尊重后辈教授与学生,体贴地让各人发挥自身个性与资质,这种温暖的品性正是我们一直把他视为领袖的原因。
与卢武铉总统情投意合而离开研究室的权基洪长官。如今他似乎与劳动部的专家们意气相投、乐在其中。虽然有点羡慕,但对我来说也是件高兴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