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6-01

把全面困局化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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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陆续公布的各类经济指标,令人难以轻易判断我国经济今后的走向。 在复杂局势之上,政策应对又在具体层面上纠缠不清,民间经济主体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连究竟应如何具体做好准备都难以找到头绪。

更何况,足以扩散为体制性风险的不安因素堆积如山,以至于讨论国政运营能力或体系的低效率都显得不切实际。

经常项目逆差与经济急速冷却、信用卡债与SK事件、房地产问题与金融界对风险的过敏反应、青年失业与信用不良者激增、劳资问题激化、集团利己主义以及轻视公权力的氛围,从多个角度显示出当前形势的严重性。

然而,眼下的局面并非只是我们自身的过错,实际上也无需恐慌。即使天崩地裂也能闯出一条路的那种活力,一直保护我们度过无数难关,今后也将如此。只是,若期待更好的未来,与其依赖笼统的乐观,更应通过彻底的准备和整体性应对来摆脱当前的困难。

首先,当前的困难大多属于可以预见的风险。第一,结构调整的痛苦是全球化以及带有结构性缺陷的国际金融体制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开放度高的经济暴露于全球经济走势之中难以避免,但依赖发达体制的资本流动最终必然会单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巨大的体制转换压力。

结构调整的痛苦意味着在新环境下重新确立生存秩序。只有经历痛苦,我国经济体制才会更加高效,并以更大的能力具备应对一般冲击的能力。问题在于调整过程中的成本如何分担。如果按嗓门大小的顺序保护利益,这最终表明整个体制效率提升存在极限,同时意味着无法迈入发达经济。一旦集团利益优先,连可以增进整体利益的绝好机会也会自行放弃。其损害当然集中于普通百姓阶层。

第二,在单任制之下,上层结构的政策决策过程带有不得不忽视中长期准备的结构性扭曲因素。政治周期支配经济周期的现实,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何况,在市场稳定于开放和结构调整过程中随时受到威胁的环境下,政策介入的优先顺序容易被定在远离体制性发展的方向上。也就是说,只要不减少政治因素造成的扭曲,经济问题就会扩大为难以仅凭效率标准解决的、涉及我国社会整体竞争力与治理结构的问题,从而耗尽经济活力。

第三,在市场基础和社会安全网薄弱的状态下,经济起伏越是反复,结构性失衡必然越扩大,若对此放任,便难以期待进一步的稳定增长。有人一再强调再分配政策的正当性,但事实上以我国的收入水平,增长与分配并行才是可取的。牺牲一方来达成目标,最终会放大政治压力,妨碍一贯的体制改善。资本流动也必然趋于投机化,发展中国家只能满足于充当发达国家赚取短期利益场所的消极角色。金融不稳,却期待稳健增长的基础——产业基础的形成与发展,是勉为其难的。

第四,政策处方必须建立在深入症状原因的双面approach之上。因为只有在直接介入的效果之外同时追求体系层面的改善效果,才能实现政策目标。例如,信用不良者与家庭负债的软着陆问题,应在管理信用流动的同时,从一并解决增长动因即就业问题的层面加以应对。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不减少妨碍风险测算的市场摩擦因素,就无法通过体系层面的市场运作来管理信用风险。

当前的困难乍看之下可被视为过去经历过的情形在经济周期上的重演。但现状是以全球同步化为背景出现的,视为大周期的一部分更为妥当,其调整过程也难以仅凭一国政策带来大的变化。区域内合作、集团化等趋势,代表着由结构性变化引发的当前局势的新侧面。因此,在克服当前难关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在考虑缓解症状式短期处方成本的同时,具备更为长远而宽广的眼光。

具体而言,要管理老龄化与财政需求增加、负债规模扩大等降低经济活力的各种因素,就必须从确保市场的角度谋划并推进大规模开发计划。在通货紧缩在全球扩散的形势下,这种必要性正被一再确认。因朝核问题而被不确定性笼罩的东北亚,事实上是最能化解这种供需失衡的最佳场所。如果我们忽视这样的机会,试图在既有范式内寻找解决办法,那么我们握住的将不是光明的未来,而是更为严峻困局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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