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5-29

[卢总统专访全文]“对话与妥协是解决问题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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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全文 您一定非常忙,感谢您抽出时间。可以马上开始吗?总统口才极好,所以请尽量简短作答,这样有助于我们记者整理。先从容易的问题问起。

总统:(笑)好像没有容易的问题……

总统就任不到3个月就突然说这个总统职位干不下去了,好像让很多人吃了一惊。是实际经历了很多难事才倾诉苦衷,还是外界也有看法认为总统是有意这么说的。想听听总统的真实用意。

总统:并不是什么很严重的话。大体上通过报纸听说这件事的人说得比较担忧,而直接看到电视画面的人感受到的气氛好像不一样。

记者们是近距离观察,但国民是通过报纸、广播媒体来看的。此前总统的讲话中也有过这样的话:我担任这个职务,费心也努力了,可很多人不但不感谢,反而只是更多地指责,难以承受被背弃的感觉。总统在实际履职过程中,对哪些事感到被背弃?反过来说,在大选时支持总统的国民中,虽然不是全体,但也可能有一部分人反而觉得总统变了而有被背弃的感觉,今后又将如何说服这些人?

总统:不是那样。既不是有被背弃的感觉,也不是那么说的。我也没有那么天真。具体来说,在与公务员工会的关系上,到去年年末,大体上通过直接和间接对话已经确认并约定了一些内容,而我提出了比那个约定更进一步、更前瞻的政策,他们却一脚踢开,完全要求把劳动三权都交出来,重新开始,这样怎么行呢,当时也许用了被背弃这个说法吧。面对国民、面对支持者,所有人的意见不可能总是整齐一致,所以那时那时可以说有些遗憾,但我还没有天真到因此就感到被背弃的程度。当时也不是说干不下去就结束了句子,而是说甚至产生了干不下去的危机感,这本身有它的信息。

看现在的情况,固然是因为与过去的威权时代不同了,但包括劳资关系在内,社会矛盾到处爆发,总统似乎也不容易应对。请谈谈各领域爆发的矛盾根源在哪里,今后将如何化解的基本方针。

总统:所有矛盾都有根源。(略作思考后)就是相互理解对方、诚实对话、各让一点、达成妥协。并没有什么妙招,也没有什么秘技,就是以此为原则、诚实对待。大体上矛盾,大家都说现在的状况非常严重,但与任何政权初期或别的年份相比,今年在社会上并不是特别混乱或特别严重吧。只是报纸的标准有些变了。报纸看待和评价局势的标准好像变了很多。实际上在我看来,矛盾并不比以前多很多,也不更严重,但看报道却成了非常严重。我是这么看的。而且实际上今年也发生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严重的状况,虽然受到这样那样的批评,但不是通过对话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吗?我当法官的时间虽然短,但听到的话中,很多法律界人士都有同感的一句是,比任何名判决都不如和解。所以有人说是不是让步太多了,但我认为这比用公权力解雇数百人、追究司法责任要好。有这样一点:我说过这次全教组问题按原则来一次断然处理,但走到谈判一线的人并不是过去与那些人尖锐对立的人,而是彼此有共鸣、相互理解的人,于是好像下不了狠手。比如这次文在寅首席也参与了,李美卿议员也代表党出面,可对这些人再怎么说这次要依法办,好像也办不成。教育部长官也是民教协教授出身。所以总是有这种倾向。不能只从坏的方面看。所以彼此对话成了,即便对结果有异议,解开了也比没解开好。我是这么想的。矛盾方面其实从就任初期就列出清单在管理。对所有这些方面都要求了对话,而且不是单纯的对话,是提议并指示要建立系统,一直这样管理着。反而也有运转得不错的一面。

总统说以系统来应对,大选时总统说要引入责任总理制,一般的行政问题由总理负责,总统负责大事,但从最近货运连带或教育行政信息系统相关报道看,主管部门长官不太露面,似乎是总统直接出面,或者是青瓦台幕僚在做,这让人怀疑总统与总理的角色分工是否顺畅。

总统:比如货运连带罢工时,我只发言了一两次,而总理主持了五六次,不,倒不至于五六次,但主持了多次相关部长会议,还去了釜山。只是我们舆论的属性是,对国民、对舆论来说只看得见总统。你们看看记录。总理付出了巨大努力。总理的发言不被突出,只有总统的发言被突出。就说教育行政信息系统,我最初发言是什么时候?在围绕这个问题教育部长官会见全教组、与多方推进协商期间,我一直没有发言。最初发言是上次1周前左右。最初发言是最近的事。在几乎到了最后阶段的情况下,总统给出了指导方针。就是给出这样的指导:对现在这种要以集团力量强行推进的倾向,不能不断然应对。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做。这不就是团队配合吗?结果过去了才轻松地这么说,总统基于原则的指示,既是原则,也有战略意义,不是吗?这不是团队配合得很好吗?实际上总理就教育行政信息系统召开了多次会议。

话题稍微转一下。最近围绕安熙正先生的案件或总统兄长,舆论和大国家党提出了种种疑点。要点是与总统的政治资金或大选资金有关。总统能在此作出说明吗?或者在某个时机——此前就安熙正先生的事曾说过起诉之后会向国民充分说明总统的立场。

总统:我决定明天举行记者会。打算通过记者会把兄长的房地产问题、矿泉水事业相关问题全部说明清楚。虽然与这次报道有时滞,但我想说的是,既没有请托也没有对价,也没有其他任何政治资金或违法之事。我做矿泉水生意失败,我自己也蒙受损失,我周边好几个人以多处不动产作担保提供保证,结果全部损失掉,损失很大。处理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事情被零碎地拿出来说,所以这个那个都可能看起来可疑。但政治人物的各种交易行为并非都是政治交易,也有纯粹的经济交易。与请托、政治资金、违法等无关。那么为什么希望尽可能不公开?我事业失败也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做生意时与很多人交易、也受到帮助,而有些人因为我提供担保保证而受损,这些人都是个人私生活,不希望被公开。所以我也希望尽可能不被公开,但像兄长这种情况,私生活已经完全被破坏,连家都进不去。没办法。因为我是总统。安熙正先生的问题,我有话要说,但按约定在起诉之后再谈。

看这些案件,无论是沾染了旧时代政治的人,还是想搞干净政治的人,都需要最起码的钱,所以很难完全摆脱。为实现不花钱的政治而进行政治改革,今后似乎是重要课题。今后的方案是?

总统:与现在被提出疑点的问题另当别论,我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资金问题。此前在党内初选过程中,也被问到初选费用的问题,我曾说过请理解不能全部详细公开。此后当选总统之后,我不顾作为总统并不适当的顾虑,组建了政治改革团队,提议修改制度使透明的政治资金运作成为可能,上次在国会演讲中也提出了这个建议。做下来发现我并不处在能对制度动手的位置。至今仍有牵挂。政治资金制度我还想再提一次,有这种牵挂,但周围没有兴趣,只能感到遗憾。

民主党因新党创建问题而动摇。我知道总统按党政分离原则坚持不予评论的立场。因此民主党内部纷争长期化,国民似乎也厌烦了,也有意见认为总统在此时表明立场才是负责任的态度。另外此前您曾通过电子邮件谈到杂草论,您期待明年总选后政治版图会如何改变?

总统:杂草论是在成为大选候选人之前演讲时常用的、对选民的一般性、原则性呼吁。意在请选民也承担一点责任,(笑着)我母亲是农民,把选民的作用比作种庄稼的农民来强调,不过是一般性的意义,但在时机上有敏感之处。关于党的问题我也有想法,但一说什么话,通常会引起一波接一波的是非。从那时起就开始出现工作(操作)说。现实是总统并没有任何可用于操作的手段,但很多人希望把总统的作用引向操作这种现象。也有一段时间部分报道曾把方向往那边引。即使不说个人意见,党也会自行处理,为了避免无端出现操作说,我一直不说话。明年总选希望出现什么样的政治版图?我更看重的不是哪一方过半数,而是上次对政府国会演讲时讲的,那是我迫切的愿望。无论是改革制度,还是政党自我改革,结果上我只是迫切希望形成一种政治环境,使某一地区不被某一党独占三分之二议席,或者不去独占。若如此,无论哪一方成为多数党都能撑下去。正因为不是那种版图,在这种版图之上,即使我在多数党之上,也只能成为地区的总统,不是吗?我不能归属于某个党。只能是无法对任何党忠实的党员。(对某个党)忠实就是地区总统,不想做地区总统就无法对党忠实,正因为有这种苦恼,所以我认为比起执政党多数还是少数这个问题,版图更重要。即使是少数党,只要不被怀疑是地区党的代表、地区代表,当总统就会比较顺利;再怎么是多数党,若被怀疑是地区代表就会变难。政党结构不改变,我的位置就不可能改变。

总统就任前或就任后不久,在分配与增长中似乎更侧重分配与福利,这个想法没有变化吗?

总统:是的。分配和福利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重要。应该在不给经济增长造成负担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

虽是类似的话,经济不好时受苦更多的是平民阶层。总统向内阁下了指示,但见面听(官员们)说,好像没有什么有效对策。稳定平民生活的方案是?

总统:平民生活最大的敌人是不景气。而且经济波动越急剧,平民受害越大。所以(像在整理思路一样摸着耳朵)恢复景气是第一重要的事。其次,经济不好时容易采取房地产刺激政策,而这对平民来说真是剧毒。而且它也会使经济体质变差,所以稳定房地产、住宅价格等是根本。还有物价稳定……这是根本,除此之外要为平民做的政策种类本来就很多……(拿出事先准备的资料翻看着笑)。现在以信用不良者、平民家庭金融为中心,搞得不好有平民家庭崩溃之忧。这方面的对策最重要。但这部分与金融市场秩序和原则相互关联,所以处理得非常慎重。不过今天也特别强调,正在努力不让平民家庭崩溃。我提出过一个方案,但经济团队以会松动市场原理、可能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为由否决了。可是仔细想想好像不会有道德风险之忧,想再提一次,总统说去研究一下什么可以比较轻松地讲,但具体提出某项政策,一旦弄不好可能走向离谱的方向,所以非常慎重。所以先放在一边,正在苦思该怎么提一次。

是与信用不良者一揽子赦免类似的内容吗?

总统:不是那样,我的想法是创设家庭信用保证制度。结果上是让全体金融机构缴纳保费设立信用保证基金,给信用不良者解除信用不良、回归日常经济活动的机会,以此让有再生能力的人较容易地得到救助,这个制度我怎么想都觉得与道德风险无关,可他们都说有。经济专家说不行,那现在就是不行。即使是总统的想法,不行就是不行。暂时只能作为不行而搁置。虽然是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现在虽然没有规定每户只有一人,但大致估算,约占全部家庭的20%,嗯,算一下的话好像会超过10%。

相当于每8名经济活动人口中有1人。

总统:是的。不是小问题。总之不是因为我出了主意,而是在促使政府就这个问题制定对策的方向上严肃应对。并不容易。

现在政府推出了房地产对策,但这样一个个打补丁似乎难以见效。有没有重新考虑过去的土地公有概念的想法?

总统:过去柳时敏先生曾对我说,即使是出于某种社会政策目的的政策,也要尽可能采用亲市场的方法才能成功,不符合市场机制的政策会催生另一种违法、变通做法,带来系统障碍。我认为这话是对的。所以与其讲公有概念这种抽象概念引起复杂的猜测,最重要的是强化持有税制度,其次在税制上转让所得税免税部分很多,免税本身是好事,但因为是交易价格不被披露的制度,所以我认为即使免税也要通过让交易价格得以披露的制度来加以防范。房地产对策,若持有税制度得以健全,我认为会有相当效果。比这更重要的是为游资提供去处的对策,这一点希望舆论能帮忙。总统再讨人厌,国家不也很宝贵吗?像这样用悲观的标题把经济压下去,我认为本来在上升的经济也会沉下去。危机这个词不能随便用。在美国要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才被视为危机征兆,而我们再差也有3%的增长,却说是危机,危机感被抬高,谁还愿意投资?这样游资就更没有去处。想对国民说的是,现在是投资的好时机。房地产以外的……

财阀政策每逢政权更替都不断被提出,是因为搞不好。外界对参与政府在财阀政策上的期待很大,但好像还没有什么特别成果。而且访美时首次与财阀掌门人直接见面交谈,应该有些感受。财阀改革将如何推进?

总统:现在才3个月。我认为有效果的政策不会在3个月内出来。其次,我认为与财阀政策关系最大的是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和金融监督委员会。这里虽然不立法,主要是执行,但政策也是从这里出来的,不是吗?是重要的地方。如果这里有意志的人、有明确意志的人在负责,我认为政策会随时出来。我认为会出来有实效的政策。不是只有招牌好看的政策,而且会得到推进。在选任这两个位置的负责人时,特别选了在这方面有原则的人。这不是最重要的吗?比说一百句制度,不如把确实会干事的人放在那个位置上作为负责人。其次,就具体政策而言,集团诉讼制在国会沉睡。仅政府方案就设置了许多例外制度以排除滥诉可能,而国会还想在此附加各种条件,使诉讼本身变得不可能,这部分令人憋闷。我现在没有余力集中在这上面凝聚舆论。等把其他急事都解决完、集中到这个问题时,我会去凝聚舆论。其次,财阀掌门人们随我访美,我非常感谢。与他们同行、在与他们同席的场合向美国传递的信息是透明、公正的市场秩序。我坚决而强烈地讲了为透明、公正秩序而进行的市场改革。他们也都知道这些内容而同席。现在人们最好奇的是,虽然对会计透明性抱有疑问,但这部分我已指示制定时间表,务必使一般企业能够承受,但必须推进,要制定时间表提出方案。将在可承受的水平上推进透明化。只是关于治理结构,还没有找到明确方向。关于治理结构我也感到混乱。比如国民银行的治理结构、住宅银行的治理结构、韩国电信公司的治理结构、浦项制铁的治理结构、韩国水力原子力即韩水原的治理结构,各不相同,有的起步于公营企业,有的起步于私营企业,而三星集团则以自己特有的治理结构稳健经营……我感到混乱。治理结构的问题点很多人在说,但关于合理的模式,谁都没给我答案。我向很多人征求意见,他们说治理结构问题很多,但问答案是什么,却没人明确给出。不过上次去纽约证券交易所,格拉索主席说他们是根据是否设有审计委员会和外部董事、是否具备讨论与合议结构来进行监管,听了之后我说要研究一下,就是这个程度。可见这确实是很难的问题。

朝兴银行问题正在浮现。是否认为独立生存不可能?

总统:我说过想把朝兴银行双方当事人聚在一起讨论一次,但我们青瓦台和政府幕僚说不合适,劝我不要做。最近集中地被舆论指出,说总统不能老是出面,只看得见总统。要总统最后只盖个批准章,所以现在我不自由。我至今仍认为总统可以在任何事情上走到前台,到任何感兴趣的地方去,一件件直接接触并解决问题。即使不一定是大案、有分量的案子,当时采用的方案也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模式,我有这样的想法。比起大小,我认为总统就感兴趣的事出面并办好、以此作为范例也不错,但现在因为与舆论一起处于守势,所以无法出面。关于朝兴银行,我与委员长有过约定。委员长老是说得像是约定了独立生存,其实不是,而是说由公正的第三方进行评估,拿着结果再讨论一次是否可能独立生存、是否适当,可在评估过程中一直有人主张政府有介入,政府则主张没有介入。可是要了解这个问题,我却不能把那些当事人叫来,这就是我的处境。大体如此。这件事我打算交给政府。

直接见到几位财阀掌门人的感受是?

总统:我感觉他们原本对我非常不安,后来像是安心了。而且好像把卢武铉总统当作现实接受下来,想在这一体制下再把经济搞一搞,要合作。上次访美他们都随行了,随行的意旨是向外传递韩国财界与美国财界合作振兴经济的信息,我想这就是成果。另一方面,他们对参与政府的经济政策也提出很多批评性质疑。我认为那些是要相互对话、有时争论、适当彼此协调的事。

访美归来后,因总统的讲话而赞否分歧,至今仍有后遗症。有看法认为这与当选人时期及就任以后所持的态度有差异。访美前后有什么情况吗?

总统:差异是必然的。首先,选举时很多人好像期待我是否有反美倾向,但我本来就没有反美倾向。我在做金大中总统(在野时期)的发言人时,在驻韩美军问题上立场就已经理清了。但我也确实认为不能事事只看美国的眼色。当选之后,我常常说一些与美国——具体说不是指谁,而是与经常出现在美国报纸上的人——立场相对立的话。不能使用武力。如果现在美国也以同样调子频繁提出使用武力,如果那给我国国民造成不安和危机感,我还会说不能使用武力。但此后美国把使用武力的说法搁下,一直反复说和平解决。到我就任前后。一直反复只说和平解决,我没有理由对着这个继续高喊不能使用武力吧。应该说谢谢才对。因为美国方面传来的信息感觉变了,所以我的应对也变了。给这个流向、和平流向打上楔子,这不就是访美的目的吗?怎么打楔子?带去的就是:与美国保持牢固的友好关系,对朝政策的一切都与我们事先协商,我们可以成为你们的好朋友,一起合作。可是美国人称赞韩国,我也称赞了美国。你来我往地称赞,稍微过头了,过头这个说法合不合适我不确定,也不是没有一些话希望当时没说,但我认为这不是变化,只是随着状况变化,应对就那样变了。现实中的政策负责人无法把该做的十件事都做完,而是从其中最紧迫、最重要的一件开始。现在韩美关系等最紧迫的一件,就是聚焦于朝核问题、和平解决在工作。在朝核问题解决过程中,担心南北关系也破裂、一切都破裂……为什么偏要对美国乖乖只说好话?对朝鲜也是这样。乖乖只说好话。对金正日委员长难道没有话要说吗?即使有话要说也不随便说,都用好话、好话来说。对朝鲜也好话,对美国也好话,这样在朝鲜半岛营造和平气氛,在和平气氛中解决核问题,然后由韩国的国民和优秀的领导人再迈向下一阶段,不是吗?大家好像太贪心了。(笑)

虽是假设性问题,一直反复说朝鲜的核再处理已进入收尾阶段,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也有可能走向制裁或封锁,我国政府能作何选择?

总统:对不幸状况的准备应当不出声地做,做下来觉得就是这样。对假设不幸状况的提问,回答从来没有得到过好处。总是出事。对于不幸状况,只是安静地假设所有情况加以准备,不说出来才好。让这种不幸的事不发生,是我的责任。

朝鲜怀疑现政府是否没有履行与金大中总统的南北首脑会谈上通过的6·15共同宣言的意志。从总统也说过不会按朝鲜要求的那样做等发言来推测,有观察认为是否在修正阳光政策。

总统:并不是要搞对等互惠。彼此该有的礼节还是要有一些。以相互尊重的态度、以信任为基础,有些原则地对话。某一天突然就不来了,而我们没有原则地一味低头是没必要的。这次(南北经济合作推进委员会会议)去的时候我说,会谈谈不成也没关系,会谈按原则来,肥料与会谈结果无关地送去。大米问题也一样。不要附条件,肥料和大米是生存问题,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做的,所以不要附条件。不要搞成你答应我一件我就给你一件,就直接送过去,其余问题在尊重礼节、守约的前提下来做,就是这个意思。其次,核问题恶化,南北关系不也会受影响吗?那也是假设性预测,是没有好处的话之一,但也是说了理所当然的道理。比如说朝鲜拥有核武器、进行了再处理,那国民会容许我给出哪怕10韩元吗?我是在说情况可能会不同,并没有想着做这做那、把它当杠杆,把南北经济合作当杠杆先下手。

马上要去日本,日本保守势力的动向不寻常。也有以朝核问题为借口试图摆脱和平宪法的动向。从国民立场看心情不好。

总统:(笑着)怎么应对好呢?

(笑着)希望您去教训他们一顿再回来。

总统: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很多。向国民提出东北亚新的未来、和平与繁荣的新未来,为了朝那个方向走我们都努力,不要做成为那个方向绊脚石的事,我打算朝这个方向讲。为什么废弃和平宪法?为什么扩军?如果一条条带着情绪向日本指出,那不会成为日本自省的契机,反而会成为让日本国粹主义者更加团结的借口。迄今为止韩日之间,韩国的强硬发言从未使日本的舆论变得柔和。韩国的强硬发言总是强化了日本强硬派的地位。我不打算做刺激性应对。迄今为止我感到自豪的是,即使在反日情绪高涨之时,我也从未发表过对内消费的言论。没有为了对内消费而批评外国之类的说法。要说的话,是在与有责任的人秘密会面时认真地讲。已经在日本有几位客人来访时,就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郑重地讲了。但触及日本国民自尊心的发言绝不会有益。

总统说去美国时因为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很重要,所以刻意克制了言辞,但总统回国之后,小泉首相举行了日美首脑会谈,出现了一种虽有些漫画化的表述的比较:韩国的卢总统与布什总统会面35分钟,而小泉首相会面10小时。另外总统或许表达了诚意,但看日美首脑会谈后发表的声明,我们这边说的是可以研究"追加措施",而那边则提到了"更为强硬的措施"。国际政治本就由国力左右,所以即便总统是经过多方判断才作出发言,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指摘,认为这反而是被美国和日本的保守势力牵着走。

总统:这是战略判断问题。上次访美前不久邀请了媒体的论说委员,全体都说要去建立友好关系、要去建立和睦融洽的关系回来。唯有《韩民族日报》的论说委员说,不是应该去把该说的话狠狠地说了再回来吗?就我而言,我没有作冒险的选择,而是顺从了多数意见。此时美国在讲和平解决,没有必要把所有假设性状况摆出来与美国计较。当选之后武力手段的说法频频出现时,我讲得很坚决。此后在不提武力手段时,我认为其余问题我们让一让比较好。按当时的状况,有该说话的场合,也有只需说些好话的场合。10小时还是35分钟,我认为那不太重要。

韩美之间的悬案中有驻韩美军重新部署问题。这可能不只是朝鲜半岛,也是美国按全球战略进行重新部署的问题。总统从就任前就提到自主国防、有必要为美国撤离的问题作准备。这好像不是简单的问题。这也与社会福利问题相关联,自主国防态势如何推进?

总统:驻韩美军驻扎是有利的。现在如此,今后也如此。无论把东北亚整体未来的秩序预测为哪个方向,我认为驻韩美军都是有助于朝鲜半岛稳定的存在。但另一方面,驻韩美军的存在成为国内政治的政治争点,或成为美国的政治牌,都不是可取的。要不那样,就必须有即使没有驻韩美军也不妨碍安保的实力,国民也必须有自信。我从选举时(看)到现在,国民对驻韩美军的一点点变动都反应非常敏感,这说明对自主国防没有自信。这种状态下韩国成不了自主国家。这必须化解。驻韩美军是重新部署还是撤离,无论重新部署还是撤离,再快也要数年。不要缠着美国那部分,而要在那段时间里让韩国具备对自主国防的自信。不是多花点钱少花点钱的问题。实际上我国的国防费并不比一般国家高。现在占GDP比重约2.7%,而一般国家用3.2%左右。我们也要付出自主国防的代价。美军有美军的作用,韩军有韩军的作用。连自主国防都没有自信的国家,凭什么要求交出作战控制权?那也可以要,但一上来就先说那个不合次序。首先要具备自主国防(才行)。物理上的国防也重要,但国民的精神姿态首先要改变。要具备自己来做的自信和态势,具备自主国防态势,然后再谈作战控制权、再谈驻韩美军地位协定。

参与政府以来媒体的采访惯例变了很多。引入简报制度、对官员的采访受到限制,产生了很多不和谐音。另一方面,金泳三政府时期或金大中政府时期,想搞点改革却被守旧或保守媒体不断掣肘而做不成,这种看法也确实存在。从这一点看,对媒体改革问题打算如何应对?

总统:采访惯例改变带来诸多不便,我感到抱歉。而且实际上在部门负责人或有责任的公职人员还不熟悉、不习惯积极简报的情况下制度就变了,我想不便会更大。但这是走向正常状态的过渡期,希望彼此协作,把它变成正常状态。关于媒体改革,我能做的全部就是不向媒体的压力屈服。我希望有不向媒体压力屈服的总统、不屈服的政府。有很多"你等着"那种口气的报道。希望成为不向那些屈服的政府,这就是现在想法的全部。我感到一种危机感:真的能做到不屈服吗?公务员们不便,担心和不安的是他们是否能承受并忍住这种不便。其实关于事实报道我们一直都在应对。关于判断的报道,即使觉得实在不当,也找不到应对方法。混乱、乱麻、漏洞等等很多。说我们政府在摇摇晃晃的修饰语好像都出来了。在我看来好像并没有漏水。找不到应对方法。连这种应对政府也要熟练起来。要堂堂正正地应对。这既有与特定媒体之间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好像也触及了新闻从业者普遍的自尊心,所以也感到抱歉,不便很多。《韩民族日报》也有些别扭……

看上次大选的意义,也有很多说法认为总统作为我们社会非主流出身成为总统,主流与非主流发生了对换。其中您说过要建立没有学阀的社会,现在虽然才3个月,但很多家长很关心,也因课外教育费而吃了很多苦。打算如何建立没有学阀的社会?

总统:说实话,连想都还没敢想,还没能开始。被各种政策挤着。因为那不是简单能办成的问题,所以还没能着手。也许通过在其他各方面减少社会歧视,结果上产生那样的效果,但对于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本身,我自己也没有自信。只是希望像我这样的人成为总统、带着非主流的思维顺利地做完总统,这件事能对没有学阀的社会有一点鼓舞、一点帮助。

总统很熟悉的一些人因为新万金工程而三步一拜走到了首尔。另一方面也有人激烈支持,认为这个工程有助于地区发展。总统有什么妙案吗?

总统:我在当选人时期访问全罗北道,表示不会取消新万金工程。但也确实提出了各种问题。因此希望重新构想新万金工程的内容,把内容打磨成对所有人都有建设性贡献。并为此说要成立新万金新构想企划团,并立即委托给了全北出身的民主党政策委议长郑世均。可这位表示要做新构想企划团,但一点点延迟就到了现在。在这个新构想中,既满足全北道民的愿望、又避免破坏环境之忧的对策是可能有的,也必须做出来。能做到这一点才是有力量的国民。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但即使作了这样的说明,环保团体的人还是以全无或全有的方式(要求)立即停止。金大中总统时期经过两年的研究、经历种种讨论和矛盾作出的决定,能因为总统换了就在一朝之间轻率地决定停工吗?他们就是要那样做。但我不能答应。矛盾是可以化解的。但要求立刻下命令马上解决,那就难了。会好的。看到他们特别通过苦行来努力的样子觉得心疼,但国家政策以这种方式决定也不可取。

关于金刚山旅游事业,在文化观光部汇报时您曾提及。现代峨山遇到很多困难。使金刚山旅游活跃起来的政府对策是?

总统:现代峨山能不能做,现在有各种复杂问题,要问企业你能不能做这个,对做企业的人也刻薄,而且各种社会目光集中在那里,所以也不能随便问。但当现代峨山不能顺利推进这一事业时,不能变成就那样被丢开的状况。万一现代峨山事业推进不顺,既然观光公社已经参与其中,我已指示研究即便以公营企业形式也把它运营发展起来、以后再民营化的方案。也就是说,我是以为日后的意外事态作准备这样的意思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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