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农业领域因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而完成了结构调整,大企业在经历外汇危机、大宇事件等之后也完成了结构调整,那么现在我认为需要对中小企业进行结构调整。” 这是最近迎来就任一周年的技术信用保证基金理事长朴凤洙的话。
朴理事长提出的中小企业结构调整方案,主要是通过工资和并购(M&A)的方式。他指出,依赖低工资维持的边缘企业随着雇佣许可制等带来的工资上涨而自然淘汰或被整理,同时促进因产业变化而丧失竞争力的企业进行并购,两者并行便可实现中小企业领域的整体结构调整。
事实上,在采访中小企业时,对朴理事长的上述看法有很强的共鸣。有些企业拥有独一无二的技术和优秀的人才,却因资金困难、销售困难等而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企业一心想通过KOSDAQ上市等捞一把,还有一些企业虽属夕阳产业,却依靠政府支援勉强维持。
也就是说,人们常常会产生怀疑:仅仅因为相比大企业属于经济弱者,就必须对中小企业一味地给予支援吗?
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直接相关。而且我国中小企业在就业、生产等方面的经济带动效应已经超过了大企业。因此,从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层面看,中小企业结构调整是当务之急。
要使中小企业结构调整取得成功,首先需要中小企业自身的觉悟。
我国的市场环境已经要求通过竞争实现适者生存的生态,不改变就无法生存。
此外,在朴理事长的话之上还应补充的是,政府的中小企业支援体系需要全面重新调整。中小企业专属行业、团体协议合同等给予单方面优惠的制度需要全面修改。另外,在财政经济部、中小企业厅、企划预算处等政府部门和各类支援机构盘根错节的现行中小企业支援体制下,与以竞争为中心的中小企业结构调整相比,只会助长钻制度漏洞的“道德风险”。
现在正是在自律与竞争的结构调整原则下,从确保国家竞争力的层面出发,全面重新检视中小企业政策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