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上午9点,记者室接到一通电话,是某半导体相关企业A社长。 “天下还有这么冤枉的事吗?政府仅凭一封诬陷公司的检举信,就可以折腾中小企业吗?”
这样开始的电话足足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随着通话继续,记者原本因在最忙的早晨时段被单方面倾倒一堆话而生的烦躁渐渐消散,随之涌上对A社长的同情与惋惜。
事情是这样的。大约一个月前,一封检举信飞到某政府部门。信中有着令人震惊的爆料:“A社长虚假执行政府政策课题并上报假成果报告书”、“进行了虚构销售并做了会计粉饰”。
此后一个多月,A社长被彻底折腾,提交各种资料,还接受了3次企业实地调查。期间与买家的洽谈数次延期,最终连出口交货期都没能赶上。更有甚者,业界关于检举信的传闻接连不断,A社长的名誉和企业形象一落千丈。
然而那封检举信的内容是假的。一个多月间妨碍一家风险企业的营业与生产、使企业公信力受损的检举信,最终被查明是诬陷。
据说,面对就精神与物质损失提出抗议的A社长,政府相关人士强辩说:“参与政府不是在鼓励内部举报和检举信吗”、“觉得冤枉就去找检举人打官司”。同时断言绝对不能告知检举人是谁。
符合事实的内部举报等检举信对实现社会正义确实起到积极作用。对政经勾结和挪用、渎职等蚕食经济根基的腐败进行举报,一言以蔽之不仅具有生产性,还能提高经济体系的效率。
相反,与事实无关的检举信只会带来经济损失和社会低效。因此,在调查之前对检举人和检举内容进行事前核实,即准确的内部侦查,才是在最小化检举信负面功能的同时最大化经济效率的核心关键。
参与政府应再一次好好咀嚼这套“检举信经济学”。因为在中小企业因检举信而破产的可怕传闻四处流传的当下,“检举信民粹主义”不应成为像错误劳动政策一样毁掉韩国经济的另一个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