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艺林堂时我31岁,作为出版人算是年轻。投身出版之际,我立下了一条必须坚守的标准,那就是“以低价提供好书”。这个想法30年后的今天依然未变,如今我也时常向员工强调:“把读者需要的书做得更好并以低价提供,就是最好的服务。” 或许正因为这份意志得以体现,我们策划出版的书反响都很好,在书店界被视为“畅销”书。不知何时起,业内甚至流传说要开书店,儿童书就必须备齐艺林堂的书,艺林堂创业仅三年便成为备受关注的出版社。
1976年12月,除了增补已有的图画书系列外,还出版了《婴儿大图画书系列》5种。那套书比普通图画书大一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记录为韩国出版界最大的图画书。然而正如“好事多磨”,并非只有好事发生。供货的大邱文化书店陷入经营困难的传闻流传开来,最终在1977年4月1日倒闭。文化书店是庆北最大的批发商,与三信书籍一同向庆北一带的中小书店供书。
倒闭传闻刚出现时,大部分出版社都停止供书,甚至回收已供出的货。但我做不到。在我艰难起步出版时,那是曾以预付票据支持过我的可贵书店。当时很多人劝阻说,向传出倒闭消息的地方供书,无异于往破缸里倒水,是鲁莽之举,但我不能背弃情义,仍按订单持续送书。
听说因倒闭传闻而陷入困境的文化书店还曾以此说服其他出版社:“你看,艺林堂还在这样不断送书来,哪有什么倒闭?”然而最终还是倒闭了,我蒙受近100万韩元的损失;雪上加霜的是,一个月后三信书籍也关门,又造成约70万韩元的损失。
一个月内170万韩元的损失,是足以令人震惊的巨额。起初我茫然若失。但要放下并没有花太长时间。我想,当初我刚开始做出版时,他们开出预付票据所表达的充满关爱的鼓励,价值远超票面。当时文化书店开了5万韩元、三信书籍开了3万韩元的预付票据。
我一如往常地走访各家往来书店时,很多人问:“蒙受那么大的损失,怎么还能如此坦然?”
“那还能怎样呢?”这就是我的回答。文化书店和三信书籍倒闭前开出的票据,至今仍保存在我的保险箱里。
然而考验并未就此结束。全国大型书店纷纷卷入倒闭传闻,书店界和出版界遭遇不小的考验。当时书店中占比最大的图书是初高中教科书。教科书与现在一样,分为政府发行的“国定”和民间出版社制作、经政府批准后通过书店供应的“检认定”,当时出版社之间、书店之间的销售竞争都十分激烈。
在此过程中,彼此展开的竞争可谓“流血竞争”,以致出现了出版社即便教科书被采用也要蒙受损失的荒唐局面。这种恶性循环反复出现,经营亏损如雪球般膨胀,压迫着出版社和书店的经营。
此外,韩国国税厅还查出发行“检认定”教科书的出版社涉嫌逃税,追征了巨额税款。这一被称为“教科书风波”或“检认定教科书不正事件”的事态,最终留下了改变出版界格局的巨大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