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在那一年即将结束的12月初某日,首尔的一家酒店。国内七大综合商社的经营企划组长们聚在一起。产业资源部的高层干部也同席。 “摆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管理体制的出路只有出口。综合商社必须走在前面。今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为实现贸易顺差500亿美元的目标,请各位更加努力。”产业资源部干部的鼓励接连不断。但事实上这是“今年也请用年末赶量出口来给政府撑面子”的要求。
当时出席该场合的A综合商社一位相关人士指出:“政府为达成目标,惯例性地要求企业硬把业绩凑上去。”实际上,大部分综合商社把次年3月的出口量都提前计入出口业绩,同时压缩进口,以迎合政府的期待。
◇政府也是粉饰会计的共犯=在朴正熙政权出口导向政策加速推进的1975年,仿照日本综合商社的韩国式综合商社制度被引入。这是为通过贸易企业的大型化与专业化进一步促进出口的措施。
当时政府为综合商社提供的优惠极具吸引力。综合商社须具备资本金10亿韩元、出口业绩5000万美元、海外分支机构10个以上等资格条件。但一旦获得指定,便可享受 ▲国际招标竞争时优先支援 ▲原材料进口条件开放 ▲允许为成品储备采购开立本地信用证及出口金融支援 ▲允许与多家外汇银行交易 ▲允许保证信用证循环使用 ▲允许海外分支机构持有50万美元以上外汇资金等在当时堪称巨大的特惠。
仅在那一年,Samsung C&T、大宇实业、Hanil Synthetic Fiber Co., Ltd.、国际化学、双龙等5家公司被指定为综合商社。SK Global的前身鲜京株式会社于1976年11月加入综合商社行列。
依靠政府的积极支援,综合商社开始扩张规模。综合商社竞相进行盲目的企业收购和赶量出口。此外,还以与收益性无关的虚增业绩为基础,不仅从国内银行,还从海外金融机构筹资,推进大规模建设项目等。
某综合商社负责企划的高管表示:“在当时,为了国家经济复兴这一目标,政府和综合商社都认为无论如何都要扩大出口,哪怕是引入海外资金也要开展业务,对此没有异议。”
◇固化为惯例的粉饰会计=“粉饰会计不是综合商社独有的问题。大部分大企业都很自然地做过粉饰会计。当然大宇集团在建设、汽车等业务扩张过程中也运用了各种金融手法和会计方法,而作为母公司的大宇株式会社就处在其中。”这是曾在大宇株式会社负责会计业务、随大宇事件而离职的B某的证言。
A某强调:“一提粉饰会计就首先想到综合商社是不对的。只不过由于开发独裁和政经勾结这一韩国经济的特性,承担集团核心业务的关联公司较多采用了那种会计惯例。”意即过去财阀为扩张业务而隐藏不良资产,而在政经勾结过程中收受政治资金的政界与政府对此予以容忍,甚至不吝提供政策支援。
综合商社被误解为粉饰会计主犯的原因,在于它承担了集团层面金融中心的角色。综合商社通过遍布海外各地的法人在当地筹资,投资新业务。在此过程中负债累积,新业务失败使不良资产扩大,结果导致综合商社连其他关联公司的不良资产也一并承担。
在外汇危机之前,还曾运用从海外借入低息资金、再贷给利率较高的国内或第三国以获取利差的手法。
C综合商社的相关人士表示:“集团层面开展大规模海外业务或推进新业务时,大多由销售业绩最好的综合商社筹集资金”,“在此过程中,综合商社承担集团不良资产的情况也很多。”
[不良综合商社的教训] 安于集团出口窗口角色“自招危机”
1999年初大宇集团事件爆发前仅数月,大宇株式会社实施了大规模晋升人事。最大原因是1998年底大宇株式会社超越Samsung C&T、实现出口第一。当然,大宇株式会社的代表理事在贸易日纪念仪式上获得金塔产业勋章,媒体也争相高度评价大宇人的献身努力。
但大宇株式会社的状况仅几个月就完全反转。通过从海外进口黄金后立即出口的交易方式扩大出口额等、满是泡沫的大宇株式会社,随着大宇集团的流动性危机被卷入巨大漩涡。
当时在大宇株式会社负责经营企划的C某表示:“未能妥善应对变化是原因所在。”当时Samsung C&T等其他综合商社在经历外汇危机后急速转向以内实为主的经营方向,唯有大宇株式会社继续以扩张为主的经营。
并非只有大宇自行放弃了变化的机会。
SK Global于1982年依照已故崔钟贤会长“为确保收益性,要确保100余种只有鲜京能经营的商品”的指示推进了特化战略,但经营业绩并未轻易改善。1984年实质亏损仅为6亿3800万韩元,当期净利润为49亿100万韩元,但1985年结转亏损扩大至55亿3900万韩元。以业绩为主的出血式出口、海外业务的失败等是主要原因,这种收益性恶化的链条进入90年代后也未能断开。隐藏在会计账簿中的不良规模越来越大。
曾在现代综合商社负责企划业务的D某表示:“进入90年代后,综合商社能够发挥的作用大幅缩小,外部条件以及政府对综合商社的特惠也大为减少,但综合商社却未能找到新的盈利业务”,“满足于集团出口窗口的角色、缺乏危机感是错误的。”
这种盈利来源创造的失败,使其无法形成清除不良资产的自生能力,最终无法承受的不良资产以粉饰会计或资本侵蚀等形式爆发。
[综合商社支援变迁史] 各种特惠消失,“贵体”待遇成过去
政府的综合商社政策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不断变化。自综合商社诞生的1975年以来近20年,政府以全面支援清除了综合商社出口活动的障碍,但如今对综合商社的特惠事实上已经消失。
1975年4月综合贸易商社培育方案公布后,综合商社开始作为“为在世界市场获得国际竞争力并实现商品销售而使出口特化的企业群”被培育。在国内企业在海外市场连名片都递不出去的年代,它是为使企业能够成长为达成规模经济的主体而“订制生产”的。
被指定为综合商社的初期资格条件中,资本最低要求条款于1978年被删除,改为占国家商品出口总额2%的企业可获得综合商社资格。地区出口多元化条件于1981年被废除,新出口市场的开发脱离了政府的控制。
具备上述条件的综合商社享受了巨大特惠。综合商社不仅可以在未取得海外信用证的状态下在国内开立本地信用证,还可以将本地信用证用作国内采购的贷款担保。即便没有实际需求,也可以提前将待出口商品作为库存确保。
通过出口信用筹资给综合商社带来了最大利益。当时实际利率超过10%,但出口信用几乎不计利息,而且只要有信用证就能轻易获得贷款。以1976年为例,综合商社适用的汇率为每美元420韩元,而非官方汇率480韩元;一般银行贷款利率为17%,而它们只需支付8%。出口业绩高的综合商社甚至免于提交信用贷款用信用证。
A综合商社的B社长回顾说:“为获得这些特惠,70至80年代企业之间竞相争取被指定为综合商社”,“在此过程中开始了通过并购中小企业来扩大规模。”
这类特惠形成了综合商社竞相配合政府为达成出口目标而勉强赶量出口的氛围,并带来了企业体质依赖政府支援而非自身竞争力的恶果。
但进入90年代后随着金融市场开放,政府的单方面支援开始逐步缩减,近几年综合商社享受的优惠事实上已经消失。
综合商社在银行获得与其他企业相同的待遇。综合商社曾享有的出口信用优待已消失,一般贷款的利率也按企业信用等级决定,负债比率高、收益性差的部分综合商社与其他企业相比反而处于不利地位。
C综合商社负责企划的高管表示:“如今不仅针对综合商社的政策消失了,现实是身为综合商社不但得不到优惠,反而只留下不好的形象”,“政府过去要求的赶量出口惯例等也已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