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政府上台后,公共部门改革出现刹车。发电子公司经营权出售告吹,随后是铁路民营化撤回,以及住宅公社与土地公社合并方案的作废,正是如此。公共改革并非临时拼凑的政策课题,因此公共改革的后退不仅损害政策连续性,还会加剧外界对政府改革意志的疑虑,对对外信誉度也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公企业民营化的撤回,使民营化公论化过程中为形成共识而付出的社会成本变成“沉没成本”,造成社会浪费。 参与政府公共部门改革后退的迹象从接管委员会时期就已显现。即所谓“重新检讨论”。重新检讨论的核心是通过“社会共识”推进公共改革,而社会共识实质上意味着利益相关者即公企业工会的同意。然而以工会同意为前提的公共改革不可能实现,因此重新检讨论实际隐含着对公共改革本身的重新检讨。不过很难将公共改革的重新检讨看作调节政策执行速度的“速度调节论”。因为公共改革被评价为在为克服IMF危机而推进的政策课题中,与劳动改革一并改革成效最为不足的部分,若从这一角度看,应当加快公共改革而非调节速度。
通过工会同意推进的公共改革,可能导致劳动改革与公共改革的双重滞后。这一担忧成为现实的,便是近期铁路罢工的劳资谈判。铁路工会撤回罢工,却将劳资协议文巧妙折衷为结构改革的“寻求替代方案”,实际上排除了民营化。结果工会利用罢工这一压力手段,使本不应成为劳资谈判对象的民营化议题失效,从而展示了力量。之所以能够行使这种力量,是因为最大限度利用了参与政府认为“力量中心”应更多向劳动界转移的政策认识。如此在公共部门改革中注入促进公平与社会整合的价值,结果导致公共改革与劳动改革双双后退。
参与政府表示,在“透明、独立经营、公平竞争体制”确立之前,将按原则推进企业结构改革。所提出的财阀改革大框架包括强化出资总额限制、强化财阀金融系列公司监管,以及通过严格的控股公司制度改善治理结构等,即通过强化监管实施全方位施压。这种强攻姿态背后,是对财阀的负面认识,即所谓财阀的“变通与违规论”。
无论是公企业还是私企业,结构改革的最终目标都在于强化竞争力。如果公企业的效率高于私企业,那么对私企业进行高强度的结构改革才可能正当化。然而很难找到证据证明公企业的效率高于不断暴露于“竞争”之中的私企业,事实上相反的可能性更高。因此,政府以利益相关者共识为先的消极公共改革存在问题。此外,财阀的变通与违规论还引发了“公共部门没有问题,只要民间部门改变一切就能解决”式的回避责任的政策思维。而且如果改革之前必须先有利益相关者的共识,那么私企业的改革也不应例外。然而财阀一直要求的速度调节论却被归结为财阀的集体利己主义。这正是政府对私企业与公企业改革适用双重标准的证据。
企业改革就是把企业的制度条件改造为亲市场型,使企业的盈利动机与竞争压力能够发挥作用。公企业由于政府的监管与干预以及“主人缺位”,难以实现自律经营与责任经营。公企业的低效源于与公企业从业者素质无关的结构性因素,因此民营化的核心在于为公企业找到主人、改变竞争结构,使自律经营与责任经营成为可能,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
把公企业置于政府支配之下,靠责任经营制等权宜之计无法提高效率,而以最低成本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之外并无更大的公益。此外,利润动机的“死角”可以通过适当的监管装置加以补充,因此没有理由推迟民营化。以公共性为借口的公企业禁区论,可能只是反映了政府自身的利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