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通过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体,每天都能听到我国经济困难、企业经营环境恶化、消费心理下滑、百货店和折扣店销售额锐减之类的消息。普通民众甚至抱怨当前景气状况比IMF时期更艰难。这种现象,想来正是源于当前围绕我国经济的不确定性。 加剧我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因素,大致可举出三点:与国际形势相关的美国经济走向、朝核问题、新政府的政策运营方向。
美国经济走向属于我们无能为力的对外因素,但在朝核问题和新政府政策运营方向上,展现出负责且一贯的姿态,可以说是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最确实的方法。
然而现实并不那么容易。虽说最近朝核问题找到了解决的线索,但事实上仍然不透明,连一步之遥都难以预见。
如果试图在与美国的双边框架内解决问题的朝鲜,与希望以多边主义安保合作框架加以化解的美国之间矛盾持续,且过程不顺,那么这不仅会影响南北关系,也必将成为放大我国经济复苏不确定性的因素,这一点显而易见。
特别是被称为“烛光示威”“反对派兵伊拉克”的反战、反美示威余波,正扩大为保守与进步的对决态势,甚至蔓延出“不是我方就都是敌人”的极端二分法标准,成为国民整合的巨大障碍。同时,随着新政府启动而期待值上升的各利益集团争取自身份额,也在起到扩散社会矛盾的作用。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现象最终可能成为外国投资者掉头离开我国的原因。
来看反映实体经济的景气指标。所谓“经济痛苦指数(Misery Index)”的两大变量——物价与失业,均十分严重。今年第一季度消费者物价上涨率达4.1%,已超过政府年度抑制目标线4%。失业率从去年的3.0%上升至3月末的3.6%,呈逐步上升之势,同时企业抑制新增招聘导致就业不安加深。此外,3月贸易收支逆差统计为5.14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贸易收支累计逆差已超过10亿美元。
最大的问题在于,各经济主体感受到的实际景气水平处于最差状态。据Statistics Korea发布的“3月消费者展望调查结果”,比较半年前与当前景气、生活状况等的消费者评价指数较上月骤降9.6点,为63.9。这是1998年11月开始该统计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
第一季度外国人直接投资也较上年同期减少48.4%,为11.08亿美元。这一业绩是1998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
综合上述事实,说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外汇危机以来最大的考验也不为过。也就是说,我国经济正站在再度飞跃还是坠入深渊的岔路口。
为明智地闯过当下的艰难局面,现在需要所有经济主体“意识的大转变”。
首先需要政府的积极政策。特别是应通过进一步强化韩美同盟,避免经济上的相互关系变得疏远。
同时需要弥合社会成员矛盾的政策。对于各类利益集团争取自身份额,应在坚守原则的同时,对有助于公益的部分积极听取,但在其他部分则应表现出坚决态度,不能造成“表面安定、内里病重”的结果。
其次,需要能够激发企业投资意愿的政策。现实是,在最近的景气萧条之上又加上SK事件,企业投资意愿进一步丧失。对此,政府应大胆废除阻碍企业投资的各种管制,积极引入能够诱导投资的激励措施。企业投资活跃最终将带动消费提振,为我国经济注入活力。
最后,对于最近呈现不安、过激态势的劳资问题,政府应履行基于法律与原则的严正仲裁者角色。新政府启动后,劳动界的制度改善要求出现被接纳的迹象,现实是各企业工会借势而上,就过度参与人事、经营权等企业无法接受的事项提出更为强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继续为劳动界撑腰,经济界所能选择的只有回避雇用和调整投资的政策。
如果政府能通过前述一系列政策课题展现负责任的姿态,各经济主体便会信赖政府,而这种信赖将带来不确定性的消除,相信这能成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