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我在为期一周的外地出差中获得了勇气,回到首尔后第二天就开始采购纸张送进印刷厂,重新开印图书。第二次印刷进行期间,我走遍首尔市内各书店盘点库存,又去了几所大学购买入学志愿书,寄给托我办事的外地书店。 如今交通发达,全国都在一日生活圈之内,但当时连接首尔与地方的交通极为不便。除了高速客车或列车停靠的大城市之外,一般地方到首尔要整整一天以上。要考进首尔的大学,除了来考试后住几天之外,还得来买志愿书住两天、来递交志愿书住两天。因此对在首尔没有特别亲友关系的人来说,无论经济上还是心理上都是沉重负担。于是,只要在首尔有熟人,把购买或递交志愿书之事托付给对方是很平常的。
在外地出差途中,有几位书店老板为子女的志愿书问题发愁,我便乐意替他们代办。买好志愿书寄去、再收回来代为递交的事,在我跑外地出差的那几年里一直持续。
1月进入第二次印刷的书到4月印了第三次,销售顺利,否则当时我险些遭遇大危机。因为石油危机使物价一天一个样,整个经济界的运行也出现了严重的“动脉硬化”。相比其他产业资本本就不够雄厚的出版界,情况更不必说。
1月第二次印刷时每连1万7000韩元买进的图画书用马尼拉纸,到第三次印刷的4月涨到了2万3100韩元,彩色分色费用也涨了一倍。制版费、印刷费、装订费等全部制作成本几乎每月上涨,因此每次重印都不得不提高书价,恶性循环反复出现。
最初300韩元的图画书,1月变成350韩元,4月400韩元,7月450韩元。即便如此,材料费涨得飞快,以出版社的立场看,卖掉先印的书都难以支撑按原样重印的费用。
然而在全社会的不景气中,9月仍开印了第四次,12月印了两本新书和初版的第五次印刷。书的品种不多却经营顺利,除了图书反响好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
那就是领悟并运用了“不要等到书店来订货”的经营方法,这给了我很大的力量。起步时没有办公室,连电话也没有,只能把装订厂的电话作为临时联络方式,但能及时联系上我的情况极少。当时我从策划到制作、销售都得一个人扛,一人干五份活还不够,忙得四处奔走;装订厂也没有专设接电话的员工,从没有人把打给我的电话好好记下再转达。
于是到书店时,常听到“订的书为什么不送来”的话。顾客要买书却没书卖不了,订了货也不送来,这样做生意怎么行呢。
那时我领悟到的是:“等书店来订货,就已经晚了。”所以到书店先盘点库存,在卖光之前就主动预先补货,使其始终保有一定数量。这种经营方法不仅让书店反应良好,还能带动销售增长,具有双重效果,自那以后直到今天一直是艺林堂经营的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