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伊拉克战争之后,世界秩序正以美国主导迅速重组。世界各国追求国家利益的竞争如此激烈。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担忧因美国霸权主义而产生新的冲突。当前我国经济因SK事件、朝鲜核问题、非典(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扩散等而大幅萎缩,依然易受内外环境变化冲击。因此每当新政府上台,改革总会成为最大议题。在此前的国政演说中,卢武铉总统强调:“经济重在原则和一贯性,将通过持续改革打造透明、公正的市场。”但这样的改革若引发社会矛盾,也会失败。 随着互联网的扩散,我国社会在价值观混乱中面临崩溃危机。加之不仅有地域情绪,还出现了代际与阶层之间对立的局面。此外,全教组、市民团体等的负面作用也令人担忧。傲慢与独断的优越主义大多会引发社会矛盾,妨碍国家力量的凝聚。谄媚权力和金钱的风气使人们对社会经济正义的判断变得迟钝。如今社会上层人士在日益提高的道德标准面前也难以自在。因此参与政府应努力将改革带来的社会矛盾降至最低。
截至3月底接近300万人的个人信用不良者,相当于经济活动人口的13%,这成为金融市场的不安因素。由此,对金融机构改革和政府政策的不信任日益加深。正如近期铁路工会谈判过程所示,我国的劳资文化使企业改革变得艰难。加之政府部分取消电力、燃气、铁路等民营化计划,引发了改革倒退的争议。
近来,围绕欧洲系基金Crest证券对SK(株)的敌意并购尝试,经营权防御成为议题。与此相关,财界要求改善现行出资总额限制等制度的呼声高涨。此外,对于政府及执政党、在野党计划将证券相关集体诉讼制引入后涉及粉饰会计部分推迟1至2年实施的方针,市民团体强烈反对。但重要的是切实制定能够防止滥诉的对策。加之各经济部门之间在财阀政策上意见对立,这会产生改革成本,导致政策失败。
为管理不确定性带来的国家未来危机并谋求持续发展,亟需培育高水平的改革能力。创造未来国家财富的真正改革方向,应以“全球视角”切入,并将改革成本降至最低。为此,第一,必须提出政府改革政策的明确愿景,同时需要能够凝聚国家力量的现实性路径,并系统性培育所需的改革能力。此外,改革必须连同实施计划一起透明、一贯地推进,这将促进自发的变化与创新。
第二,形成改革的社会共识必不可少。对改革的不信任会成为社会不安因素。因此应引导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构建社会信任。尤其参与政府的改革主体所需的品德,是包容反对声音并优先尊重民意。这将大大有助于减少改革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本。
第三,必须营造能够接纳改革的新社会文化。这里需要与改革政策相符的精神革命,即树立新的思维和价值观。此外还要求社会上层具备高度的道德性和创新思维。因为这是通过持续改革凝聚国家力量、创造社会协同效应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