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对于我的优点和缺点,大学同学等同僚往往比我自己更清楚。同样,日本、西班牙或法国的专家似乎能对美国今后的走向作出更准确的评估。 正如此次伊拉克战争所显示的,美国军事技术的优越性令人惊叹。由此,被美国界定为邪恶国家的那些国家陷入了恐惧。
此次战争造成的每一条生命的逝去无疑都是悲剧。但有必要回想,此次战争的牺牲规模远少于南斯拉夫或非洲内战中的牺牲。此外,由于精确瞄准射击,油田和基础设施等几乎未遭破坏。
然而,硅谷的尖端技术并不能为伊拉克带来和平与民主,也无法封堵恐怖分子游击战的风险。更何况,无法要求美国的选民缴纳数十亿美元税款,以帮助中东国家像亚太国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那样实现耀眼的经济增长。
目前美国的政治力量与国内诸多问题形成对照,处于前所未有的高位。特别是预计从2003年年中到2004年年中,美国实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按年率接近3%。
这样的实质GDP增长率对求职者或华尔街投资者而言或许并不充分,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将是好消息。这对陷入经济困局的欧盟或长期萧条的日本也将是一种慰藉,对依赖美国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但美国如今正病于金权(plutocratic)民主主义。白宫的乔治·W·布什总统与参众两院的共和党议员正采取不明智的举措。他们悄然放开对美国中产阶层和极贫者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却热衷于为富人大规模减税。
为何这类里根—布什式政策得势?200年前自由主义思想家描绘民主主义蓝图时,他们担忧暴民对富人的掠夺风险。
然而他们并未充分考虑到如21世纪美国所发生的相反情形的风险。通过向保守派候选人捐赠竞选资金等方式,1000名富人发挥的政治影响力强于10万名市民。
不止如此。企业说客能够左右政治人物,以通过为特定利益服务的法案。
那么选民为何看不到这种状况?原因在于供给侧经济政策,它诱使无数人否定为自身追求利益。换言之,供给侧经济政策使人们形成这样的观念:既有的富人能更具创造性、更高效地创造财富,因此应对他们抱有好感。
这类论争并非全无意义。事实上,总产出的增加确实创造出更多实质收入,一般而言生产率高的社会比生产率低的社会往往享有更富足的生活。
但1995年至2000年间出现的股市泡沫证明,一味迎合富人的金权民主主义并未有效提升激励,反而显著削弱了最高经营者的效率与对普罗大众的责任。如今,即便是名门商学院的毕业生,也常常不是通过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而是通过规避企业监督的手段比预期更快地暴富。
里根政府时期被称为“巫毒(voodoo)经济学”的右倾供给侧政策,正在国内乃至海外接受其是否真正正确的检验。
上世纪80年代为同公司员工平均工资40倍的最高经营者(CEO)报酬,最近已增至400倍。但他们的生产率增长连10倍、乃至1.01倍都不到。若由研究经济史者组成的陪审团对当前状态作出裁决,将会聚焦于金权民主主义使多数人的福利倒退这一点。同时还会发现,金权民主主义不仅加深社会不平等,还会缩小蛋糕本身。
大规模减税所带来的美国过度消费增长,将使美国市场对外国出口商更具吸引力。海外投资者也将拥有更多美国资产。
另一方面,到2020年,出生率骤降使新增劳动力减少,而退休人口数量增加,美国婴儿潮一代的晚年收入将进一步减少。但那是我们的问题,而非外国国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