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近期SK Global财务造假事件所显示的,我国经济仍存在诸多结构性脆弱之处。过去压缩式增长带来的副作用,最终在1997年末引发了IMF金融危机。正因如此,每届新政府上台都推进改革,但其成果被评价为低于预期水平。这是因为未能获得社会信任。 互联网时代的特征是不确定性因素迅速扩散。因此,国家、企业、个人的生存都与信任直接相关。也就是说,海外长期借款利率和外国人投资取决于国家信用评级。企业一旦在市场上失去信任,最终会像美国安然公司那样破产。对个人而言,社会地位越高,越被要求具备道德性。近来部分部长的道德争议正源于此。
参与政府的经济政策方向,似乎与最初以分配优先的预期不同,而更侧重通过激活投资来实现增长。原因在于伊拉克战争带来的油价不安、朝鲜核问题等导致的经济迅速衰退。因此专家们将今年增长率预期从最初的5%区间下调至3%区间。在此之下,政府并未放松改革的缰绳,只是在调节其速度。特别是与我国经济竞争力直接相关的劳动领域中,每周五天工作制、外籍劳动者雇佣许可制、非正规职保护等,都将成为中小企业的巨大负担。
此外,改革方向应聚焦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要实现这一点,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信任十分重要。这有助于化解与经济相关的不安因素和矛盾,消除社会浪费。近来政府和企业的IR活动重点在于获得信任。特别是在不确定性普遍化的复合经济条件下,需要创造信任的高水平政策能力。因为单纯凭热情超前的改革,可能引发社会矛盾而失败。
近来,对银行、证券公司、信用卡公司等各类手续费上调,有人批评其未对自身不良经营作出自救努力,却将负担转嫁给客户。此外,对于政府拟将微型车标准从原来的800cc扩大至1000cc以下的政策,汽车业界持对立态度。这些都成为使企业或政府信任下降的因素。
当前,对美关系、信用卡债问题、劳资不安等经济不安因素弥漫。因此,为实现未来的持续增长,构建“社会—经济信任机制”十分紧迫。为此,第一,需要保持政府政策的透明性和一贯性。企业和国民始终在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准备。缺乏一贯性的政策会放大不安,相应地提高社会—经济成本。
第二,需要构建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常设对话渠道。真诚的对话有助于形成社会信任,并成为化解经济不安因素的要素。此时,认真听取意见和迅速反馈十分重要。此外,为化解社会矛盾,尽快确立新的讨论文化和公正的评价文化十分紧迫。
第三,培育面向未来的政策能力十分紧迫。这是在全球竞争中生存的必要条件。在此,政策决策者被要求具备高度的道德性,并且必须彻底学习以应对未来环境变化。因为由此形成的信任,是使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