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总统:不仅是这一次,今后凡是可能引发争议的问题或大家关心的问题,只要日程允许,我打算尽可能亲自出来做说明,并把这作为惯例。幕僚们并不太乐意我直接到记者室来,但我的想法不同。对于重要问题,总统随时都可以出来亲自作答——我是这样坚持推进的。 KBS记者:因为涉及我们公司,问起来有点尴尬,但还是要问。有两点。您说过要全面重新审视任命过程,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那么对于后任社长,具体考虑了怎样的程序和过程?第二,现任KBS社长的任命过程是经理事会提请、由总统任命的程序。从过去军事政权时期开始,这一点就在KBS的政治独立性方面成为问题,至今仍未消除。您是否认为这方面存在问题?是否有改善的意愿?
卢总统: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目前还没有批准辞呈。我打算维持这一状态,直接或间接地与工会以及其他对这一问题持积极意见的人士对话。如果通过对话把问题解决了,就可以照原样走下去;如果解决不了,也可以朝重新走一遍程序的方向去做。归根结底,分水岭在于我是否批准辞呈的决定。关于该不该批准辞呈,我会再多谈一谈。因为一旦重新走一遍程序,可能会产生各种新的问题。
这自然也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不过我倒要反问。这是公营广播。公营广播KBS的理事由广播委员会选任。而广播委员会又是由国会、总统、议会各政党、议事团体等各自推荐若干人组成的。这样一来,理事会是由广播委员会挑选的、相当具有公正性、相当独立于总统的人士组成的。总统是由全体国民投票选出的人。
KBS社长由谁来任命才更中立呢?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拿出替代方案来讨论。对许多要求政治中立的国家机关,总统都在行使任命权。甚至连韩国大法院院长也由总统行使任命权。考虑到这些,最好不要总把总统怀疑成似乎永远不正当、永远做偏袒之事的人。归根结底,我认为看程序、看结果再作判断才是正确的。要对总统的任命权提出质疑,就应当先拿出“如果不由总统任命,那由谁任命”的另一种答案。
另外,关于对这一问题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广播委员会的构成,大国家党正试图修改广播法,使国会多数党在广播委员会选任中能够发挥绝对影响力。这个问题岂不是更严重吗?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建立起让国会第一大党能压倒性左右国会推荐的6人的制度,那将产生相当大的问题。
通常我们讲中立时,制度总是朝着保护少数派权益的方向来设计的,而让国会多数派可以一意孤行,在政治中立上是不合适的制度。政治中立所需要的,是最大限度保障少数派意见、使制衡成为可能,这才是正确的。在广播法修改问题被提出的情况下,我认为今后应当把与任命有关的各种问题一并加以研究。
京乡新闻记者:总统刚才在国会这样说过:“任何人都有人事推荐权。我认为我也被允许有推荐权。”总统是广义上的人事权者。按一般常识,人事权者作出推荐,就可能被理解为必须让那个人上任。特别是公营广播社长,为了排除这种权力介入,才专门设置了理事会的提请权。在这种情况下,握有人事权的总统说可以推荐“这个人比较合适”、说这是被允许的,是不是有些不自然?请就此谈一谈。
卢总统:我不这么认为。在存在提请与任命这一程序的情况下,已有一些职位按惯例几乎不会否决提请。国民也有这样认识的情况。另外也有可以否决提请的情况。KBS社长的情况能不能否决提请?从法律上看是可以否决的。但否决是否恰当?关于这个问题还可能存在一些争论。我认为尽可能不否决提请比较好。
因此,在提请之后,总统就相当难以表达意见了。至于在此之前表达某种意见是否恰当,很多人希望总统也能为公正播出作出贡献。如果KBS社长的任命出了差错,或者没有广泛发掘和检验人才因而结果上任命错了,国民不会向总统追究责任吗?我认为总统有必要表达意见。
这里的前提是理事会是否作出独立判断的问题。今后在韩国社会,像KBS理事会这样经过严格程序选出的中立人士,会因总统的推荐而受到很大影响,这是可取的吗?我不这么看。而且实际上,现在的理事会会毫无批判地接受总统的推荐吗?我不这么看。
我并不知道全部理事的名字,但我相信在那里的人们是在社会上足够有责任感、拥有能够对国民负责的判断力和自尊心的人。
总统无法对他们施加任何压力。而且即便存在某种可以施压的途径,政治中立或独立,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承担这份工作的人的姿态。
只有自己有独立意志时才会独立;无论给多大的独立权,如果看人眼色、自行屈从,独立是守不住的。我相信KBS理事会在这一点上充分作出了独立判断。
这次虽然是中间过程,但闹得很凶,我本想传达这样一个意思:能不能与工会适当妥协,从而在不与工会冲突的情况下解决问题;但没有正式、公开传达的途径。这是我的疏失。也许干脆正式、公开地说出来会更好。我和幕僚们商量,问能不能把这个意思传达给理事会,幕僚们也很谨慎,就向个别理事说:“总统的想法是,希望不与工会和市民团体发生冲突,从他们当中挑一位,您看怎么样?”那位说:“现在理事会不是提这种话的气氛。”于是就照原样走下去了。
这是理事会与工会之间协调的问题。所以今后即便不正式表达,推荐人的事情还是有必要做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除了对司法部门的提请之外,由部长提请的许多职位事前也会进行协调。这是必要的。只是KBS大概处于司法权独立与政府部长独立之间的位置,请允许总统至少表达一下意见。到目前为止,总统在这类问题上没有做过足以招致怀疑的不道德之事。我认为,把法律赋予的任命权不是事后形式性地行使,而是事前通过推荐过程等表达意见,这才是恰当的。
文化日报记者:总统说明了事情的经过与过程,但社会上仍存留的疑虑是,是否通过幕僚或亲信产生了某种误会。请说明是通过哪位传达的,以及与那位的关系等。
卢总统:有没有关系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事项,但我完全不考虑这种关系。首先,徐东九社长一般只要一调查,就属于受新闻界人士尊敬的少数几人之一。其次,过去在新闻财团,多家媒体共同参与,就韩国的新闻制度作过研究并发表过成果。那与市民团体的政策也不同。他是参与其中且有自己逻辑的人。
我见过他并多次交谈,他是值得尊敬的人,是值得信赖的人。这才是重要的。与谁的私人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点。即使与我亲近,即使是我的兄弟,只要有能力、公正,就会任用。与我亲近、与我亲近的人亲近,这不能成为标准。
那个人是否公正、是否有能力,这才重要。只是这次在处理工会问题的谈判能力上我有些不满,但在媒体经营的能力等方面,不只是我,很多人都会认可。我认为理事会通过表决选择这位,是以他平时所拥有的声望为基础的。我相信通过理事会的依据不是我认识的某某人的姻亲关系,而是声望。
光州日报记者:看今天部分媒体的报道,称徐东九社长曾表示要通过公正播出来制衡或纠正朝中东。总统对此如何解读?另外,KBS是否会完全代言政府立场?
卢总统:我认为徐东九社长不是会为政府代言的人。不仅如此,我认为KBS理事会和KBS员工也绝不会容许徐东九社长为政府代言。
我是这么想的。其次,这一点是事实:我心里希望至少广播能公正一些,希望至少广播能公正一些,从而起到抵消扭曲和偏颇报道的作用,这是我个人的愿望。
Seoul Economic Daily记者:今后公共企业和下属机构还有很多职位。刚才总统说徐东九社长声望高、有能力,但空降人事之所以成为问题,不在于能力和声望,而在于那个人是合总统口味的人,因此工会反弹强烈。对此有什么对策?
卢总统:说到空降人事,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重要的不是是否是恰当的人事吗?当被任命下来的人不合心意时,相关公共企业就给他贴上“空降人事”的标签。过去空降人事大多不恰当、不公正,所以只要贴上“空降”这个名号,就一概被看成负面的,于是作为表达反对的一种技巧,不喜欢的人就被称为空降。
徐东九社长绝不是空降。所谓空降,不是应当无法拒绝才叫空降吗?总统对公共企业公正、高效的运营负有责任。今后总统将最大限度地行使任命权,并对其结果负责,并进行最恰当的人事安排。这个过程中的检验程序,各位不是很清楚吗。
中间我要作一点说明。这件事上我有疏失。这个疏失就是没有公开地推进这个问题。因为是相当敏感的媒体问题,所以没有经过公开的人事检验过程,也没有公开推荐。如果当初那样做,现在也不会这么艰难。
一般来说,我对所有人事都经过公开的推荐程序,由人事辅佐官负责。就这次KBS人事而言,我委托几位我信赖的人去寻找人选。其中一位就是徐东九社长。
于是几位聚在一起找出了几位合适的人,但有的年纪较大,有的目前所做的工作太重要,还有的说心思在别的位置上,于是最后“虽然年纪大了些,还是请徐顾问来做一次吧”成了那次聚会的结论,他们把意见告诉了我,我说:“这样也没关系吗?他和我有点亲近,不会招致怀疑吗?”“不会的,他是新闻界中很受尊敬的人,应该没问题。”这个过程如果干脆公开进行会更好,没有公开似乎成了祸根。今后我会公开地走完所有程序。
庆南新闻记者: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央报纸和广播公司的作用有很多提及,但对地方报纸的作用完全没有提及。想听听总统对地方报纸作用的看法。就任前对地方报纸的发展方案有很多说法,就任后却没有了。
卢总统:今天我是来谈KBS问题的。至于地方报纸,我会把就任前讲过的话照原样,在今后有合适机会时进行多方面研究,使其落实为政策。地方报纸作用重要这一认识我已经讲过。但政府具体能如何支持,在制度上并不容易。
只是部分中央报纸通过过度赠品导致地方报纸萎缩,就这个问题而言,我认为切实执行报纸公示制度,使凭借经济实力通过过度赠品蚕食地方报纸市场的现象今后消失,对地方报纸也会有相当大的帮助。至于超出这一范围的积极扶持措施,目前还没有制定政策。这个政策不容易制定。现在交由文化观光部长官负责。
韩民族记者:关于徐东九社长,总统说他是值得尊敬和信赖的人,但由于公营媒体的特性,即使总统认为他值得尊敬和信赖,他是否按社会普遍标准也值得信赖和尊敬?是否是可以认可其政治中立性的人?由于他曾担任特定候选人大选阵营的顾问而成为问题,总统对此问题的看法是什么?
卢总统:我认为这一部分是由理事会作出判断的。而且实际上,一般评价大概认为一时担任顾问并不构成那么大的瑕疵。正因为这个问题,我也曾让人向理事会传达希望重新考虑的意思,但当时不是能好好传达这一意思的气氛,所以受我之命的幕僚只做到向一位理事个人提及的程度,再往前走似乎反而会变成总统的干涉,于是就退了回来。所以我认为对那个问题的检验过程是有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