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3月1日下午7点过后,我在首尔站下了车。太阳已落,暮色渐浓。我给当兵时的同期朋友打了电话。听说他家开旅馆,我打算借住几天。那天夜里躺下后,因隔壁房间传来的怪异声响,根本无法入睡。后来才知道,那一带正是有名的清凉里588。 再也待不下去了。第二天我见到了另一个曾在空军服役却逃兵的朋友。他是休假后说无法与恋人分离而没有归队的人。
他和恋人一起住在清凉里市场那边的一字型小旅店。我也把住处搬到了那家一字型小旅店里最便宜的小隔间。我去见在军队结识的名叫金成麟的朋友,他说找工作不成问题。他说需要交际费,我留下少许应急钱后都给了他,可他从此再没出现。
“只要有一周的吃住之处,活下去就不成问题。”
这是我一直记在心里的话。我按来首尔时抄下的亲戚或同乡的联系方式一一登门拜访,见了面他们千篇一律地只说“你来干什么?回老家去吧”。意思是首尔不是我这种人能生活的地方。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绝望是致死的疾病”,但对我而言,绝望却化为连死都不惧的勇气。我更加坚定了决心:就算死,也要死在首尔,绝不回老家。
一字型小旅店是摆摊、行商的人,推销员、理发师、拉板车的、卖药的等各色漂泊者的聚集地。大家都只在这里睡觉,吃饭各自解决。多数是长期住客,但住宿费必须每天结算。
过了一两天,钱渐渐花完,别说找到工作,连日结的活儿都干不上。我曾在弘陵附近为流浪者设的供餐处靠一碗5元的面条过一天,也常常用一个糖饼打发一天。
我到干体力活的地方请求让我干点活,也被拒绝了。理由是让不认识的人干活,他们会顺手拿走比日工资还贵的工具。
从清凉里走到钟路是常事。整天四处找活儿,饥饿疲惫地回到小旅店躺下,天花板便直打转。我像山一样担忧:若是连住宿费都交不上被赶出去,那就真成了无处可去的境地。
有时我会登上南山俯瞰首尔市内。那时高层建筑不像现在这么多,整个市区一览无余。看着密密麻麻挨在一起的无数房子,我有时叹气道:“那么多房子里,竟没有一间能容我这一身躺下的屋子。”
旅店主人有两个儿子,一个上三年级,一个上五年级。孩子们都一样,放学回来把书包一扔就只顾玩。上学时有过教孩子经验的我,一有空就把孩子们带到我房间里,辅导一两个小时功课。
知道这件事的主人夫妇表示感谢,把自家最大的房间给了我。他们说以教孩子来抵,不收房租。不仅如此,还介绍了邻居家两个孩子,让我拿到了些许酬劳。对当时为住宿费焦头烂额的我来说,这实在是万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