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国会议长、各位国会议员,以及正在关注这里的各位国民
在这座民意殿堂,能够面对作为国民代表的各位国会议员,陈述我对国政运营的看法,我深感荣幸。
首先谈谈向伊拉克战争派兵的问题。
许多议员和国民反对派兵。最大的理由是这场战争缺乏正当理由。还有一点是,如果我们此次派兵,将来美国若要攻击北韩,我们就没有反对的正当立场。这是以正当性论为前提的现实论。
是的。正当性很重要。今后的世界秩序也应当依靠正当性而非实力来运行。依靠正当性运行的时代必须到来。
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左右国际政治的仍然不是正当性,而是现实的力量。在国内政治中,现实论也比正当性论发挥着更大的力量。
我是一直重视正当性的政治人。在政治历程的每个重要关头,我都宁愿承受不利也选择了正当性。因此有时也被批评为过于追求理想,甚至有人怀疑我作为政治人的资质。
1990年“三党合并”时是这样,1995年统合民主党分党时也是这样。
上届总统选举时,在与郑梦准候选人达成候选人合并协议之后,郑候选人一直要求组建共同政府。当时帮助我的许多人强烈建议我接受这一提议,理由是不这样做就无法获胜。
但我没有接受,因为正当性不容许。我回答说,我宁愿选择失败之路。为选择正当性,我曾多次承受落选之痛,也曾处在胜败即将在眼前分晓的紧迫局面,但我守住了正当性。
这样的我,决定了派兵。因为国家和国民的命运取决于我的决定。我有责任守护各位国民的安全,有责任阻止战争。
在总统选举中落选只是我个人的问题。但如今成为总统,我的选择不可能只是我个人的选择。
在我当选总统前后,美国负有责任的人士曾提及对北韩动武的可能性。如果我反对攻击北韩,韩美协作就会动摇;而若为了韩美协作而赞成攻击北韩,战争似乎就会随即爆发。
唯有战争必须阻止。因此我公开表明了反对意见。过去韩美之间也曾多次出现分歧与矛盾,但都通过对话得以修复,因此我相信这次分歧同样可以化解。
所幸分歧已经化解。现在美国没有任何负有责任的当局者谈论攻击北韩的可能性,反而一再积极强调和平解决。
3月29日外交通商部长官访问美国时,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和安全顾问赖斯再次确认:“北韩与伊拉克的状况和条件不同,因此北韩核问题也将不使用军事手段,而通过外交方式和平解决。”
但目前仍不是可以安心的局面。我们只是刚刚扑灭了眼前的火,危险依然存在。
我反复思考,也听取了许多专家的建议。
我得出的结论是:与其高举正当性把韩美关系推向矛盾关系,不如尊重长期的友好关系和同盟之义,在美国困难时给予帮助、使韩美关系更加牢固,这对和平解决北韩核问题帮助要大得多。
尊敬的各位议员 以及各位国民
只要我们不愿意,朝鲜半岛就不会发生任何战争。只要没有与我们达成协议,美国就不会单方面处理北韩核问题。这一承诺一定会得到遵守。
我一直强调对等的韩美关系。但对等的韩美关系,只有在国民的生存得到安全保障时才有可能。若为了对等的韩美关系而作出威胁国民生存的决定,那将是鲁莽之举。因此我一直说“先解决北韩核问题,后修订驻韩美军地位协定”。
正如在伊拉克事态中所见,在北韩核问题上,美国也不会依据正当性来决定态度。为和平解决北韩核问题,牢固的韩美协作比什么都重要。
我也考虑了我们艰难的经济。我原本认为,对战争可能性的不安使我们经济陷入困境,因此公开反对美国攻击北韩,并再三强调朝鲜半岛不会发生战争。
但在会见许多投资者后发现,与我的想法不同,他们认为韩美关系的矛盾比战争风险是更大的不安因素。我们的派兵决定,对消除他们的不安起到了很大作用。
尊敬的各位国民
请齐心协力。请相信我,把力量集中给我。我一定守住朝鲜半岛的和平,也一定使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时代取得成功。
尊敬的各位议员
现在请作出决断,请作出勇敢的决断。我们的命运取决于各位的选择。这不是看总统诚意再决定的问题。正是各位作为国民代表,应当堂堂正正地凭信念决定国民的命运。
尊敬的各位议员 以及各位国民
我们的经济很艰难。各位国民,让我们集中力量。只要我们同心,就完全能够克服这一困难。我们有过战胜更大困难的经验。我和参与政府也在竭尽全力,一定会克服。
即便艰难,也不会采取短期刺激政策。
1989年末“卢泰愚政府”为刺激景气,向股市投入了巨额资金。由此房价和全税(jeonse)价格暴涨,许多上班族被挤出首尔。连这也承受不了的人甚至选择了自尽。而我们经济的体质也变得更差。
1993年“文人政府”以“新经济100天计划”为名,又一次放松了货币。5年后我们的经济终于遭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的破产局面。
相反,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国民政府”推进了结构调整和改革。结果我们经济的体质变得更加坚实。
企业财务结构划时代地改善,相互支付保证的链条也被切断。再没有接到青瓦台或权势人物电话就放贷的银行,政府也不再干预银行行长的人事。
以改变了的体质为基础,我们经济到去年为止实现了仅次于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即便在因不景气而怨声载道的2001年,也录得3.1%的增长。贸易顺差也持续延续。
经济的健康度也提高了。尽管发生了“SK环球会计造假事件”,也在没有大冲击的情况下正在克服。
经济重在原则与一贯性。改革必须继续。
世界经济的萧条和伊拉克战争使我们经济陷入困境。北韩核问题也让艰难的经济更加艰难。
在国内,家庭负债不良引发的金融不安、消费萎缩造成的需求不足也使我们经济困难。这是“国民政府”为克服2001年的不景气而放松改革缰绳,甚至助推房地产景气、放任家庭贷款盲目扩张的结果。
但是各位国民,请不要太担心。政府已经制定了对策。房地产市场正趋于稳定。“SK环球事件”带来很大冲击,但金融机构与政府协作应对,金融市场正趋于稳定。即便如此,为防备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危机,政府还准备了第二道、第三道防线。困难一定会被克服。
尊敬的各位议员
如前所述,此间我们经济已经完成了许多改革。但正如“SK环球事件”所显示,还不能说已经足够。
首先必须进一步提高透明度。现在不是“两套账本”的时代了,市场不会容许,也无法在世界市场上竞争。
应尽早引入“证券相关集团诉讼制”,并按国际标准改善“企业会计制度”。
治理结构的改善也很必要。以不合理的治理结构,很难作出合理的决策,会引发低效投资,最终可能使经济陷入危险。有必要研究使“外部董事制度”落到实处的方案。
不公正交易惯例也依然存在。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力,也不得不当侵害弱者和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我们将持续纠正“不当内部交易”。
参与政府将通过持续改革,打造透明公正的市场。当现实与制度存在脱节时,应使现实向制度靠拢。这样的改革必须持续。
不过,集中式突击调查或针对特定企业的靶向调查,企业难以承受。
我们将充分听取经济界和学界意见,制定今后约3年的计划来推进市场改革。将以普通企业只要诚意努力就能承受的速度推进。但对像“SK环球事件”那样在市场上暴露的违法事实,将依法依原则处理。
在我任期末,我要打造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透明公正市场。要把目前排名第40位的“透明性指数(TI)”提升到亚洲最高水平的20位左右。
我们经济要持续发展,投资就必须持续增加。要增加投资,市场必须扩大。要扩大市场,我们商品的技术竞争力必须提高。那就是技术创新。
现在需要“第二次科学技术立国”。我将以此信念,不仅发展产业技术、原创技术和基础技术,也要连同基础科学一并均衡发展。以此为基础,实现世界前十位的经济强国。
技术开发的主体就是人。人才培养是技术开发的核心。不仅是科学技术研究人力,我们还将积极推进可直接投入产业现场的技能人力培养。
我们将更加务实地构建产学研联动体系,使科学与技术不止步于自身,而成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动力。
劳资文化现在也必须改变。以不信与对抗的劳资关系,无法再向前迈进。必须培育对话与妥协的劳资文化。
现在工会在决定罢工和斗争之前,也应先为对话与妥协而努力。要实现对话与妥协,劳资之间的信任很重要。信任的首要条件是经营的透明性。
政府也会努力。在以公权力解决问题之前,将积极仲裁和调解,促成对话与妥协。
经济一旦困难,最先受苦的是平民。房价和全税价格一定要稳定下来。至少这个问题,由我这个总统亲自负责。
课外辅导费问题也要解决。要提高公共教育质量,让在学校努力学习就能考上好大学。还要改革我们社会,使无论毕业于哪所大学都能成功。
尊敬的各位议员
我前面谈到了市场改革。
但仅靠市场改革,市场不会被改革。市场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只有我们的想法和行为改变,市场才会改变。要有透明公正的市场,必须先确立透明公正的社会文化。
在违规和暗中交易能够成功、特惠与利权行得通的社会里,市场无法站稳。
我一直把“原则与信任”、“透明与公正”、“分权与自律”、“对话与妥协”作为国政原理。当这些价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扎根时,真正的市场改革才会实现。
必须成为健康的社会、常识行得通的社会。要成为健康的社会,首先政府和政治必须改革。
尊敬的各位议员
在谈政治改革之前,我先从自己做起。
今后不会再有总统超越法律的权力行使。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检察、警察、韩国国税厅,即所谓“权力机关”,我不会再将其用作权力的工具。我要把这些权力机关归还给各位国民。
今后不会再有政治监视,不会再有靶向调查,也不会再有为压制在野党的税务调查。如今“为权力服务的权力机关”,将重生为“为国民服务的机关”。
另外,正如已经表明的,我将把韩国监查院的会计审计功能移交国会。这样国会的监察功能将得到改善。国会监察能力改善后,最终行政的透明性也会提高。
不仅是权力机关,一般公职社会也要改革。
我将设立改革专责机构,使改革日常化推进。提高公职社会的效率,提升对国民的服务水平。财政制度也要改革。
一提公职社会改革,人们就会想到部门的合并撤销和结构调整。但我并没有说小政府。我要建立的不是小政府,而是高效的政府。
我要通过提高效率,让公务员比以前多两倍地为国民服务。
我要让公务员自己来改革公职社会。希望公务员自己去寻找应改革什么,并主导改革。对为改革积极努力的公务员,将给予更多机会。安于陈旧既得利益的公务员将被淘汰。
尊敬的各位议员
我们的政治正在发生很大变化。上届总统选举中,执政党和在野党都以此前无法相比的低费用完成了选举,而且相对透明。这不能不说是惊人的变化。
现在政党也必须改变,必须把政党归还给党员。各政党已经采用了自下而上的提名制度。但地区党部委员长自己任命的代表再选举自己的体系,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下而上提名。
必须确保尽到权利与义务的自愿党员,并由这些党员实现自下而上的提名。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时间。在此期间,我提议引入国民参与的“国民提名制度”。只要各位议员下决心,这是可以做到的事。
政治资金必须更加透明。同时制度必须合理完善。
按现行政治资金制度,任何人都无法合法地从事政治。例如,用于党代表或候选人党内竞选的选举资金制度,以及为参加地方自治选举的候选人准备的政治资金制度,都没有建立。
制定了如此不完善的制度,却要求进行透明的政治,这不合情理。
同时也应打开道路,让有志青年能够得到朋友或亲友的帮助、堂堂正正地步入政界。在只有现任议员或地区党部委员长才能募集赞助金的现行制度下,没有合法筹措政治资金的途径。
应允许非现任议员、非地区党部委员长者也能在不违常识的范围内募集赞助金,并允许将其中一部分用作最低限度的生计资金。
地区格局必须彻底化解。放任地区格局,我们的政治一步也无法向前。
希望执政党与在野党协商修改选举法,使从明年总选开始,特定政党不能在特定地区独占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如果我的这一提议在明年第17届总选中得以实现,我将把内阁组建权限移交给取得过半数席位的政党或政治联盟。
这是让出总统所拥有权限的一半,甚至更多。这是我为国家未来衷心提出的恳切建议。希望各位接受。
尊敬的各位议员 以及各位国民
很多人在谈言论改革。但政府能做的事没有。如果说有能做的事,那只有切断与媒体的不当勾结关系。
政府所做的事应如实传达给国民。当政府所做的事被错误传达时,政府必须予以纠正。这既是权利,也是义务。
政府将依原则应对不当的歪曲报道。对错误报道,将以要求更正报道和答辩报道来应对,视情况还将追究民事、刑事责任。再次强调,这是政府的正当权利。
对限制记者到政府部门办公室走访采访一事存在争议。
国民的知情权和媒体的采访权固然重要,但公务员安定工作的权利也应受到保护。请想象一下,正在努力工作的公务员看到进入办公室的记者而手忙脚乱地藏起文件的样子。这绝不是好看的景象。没有哪个发达国家无限制地允许进入办公室。
此外,尚未确定为政策的文件或文稿外泄,仿佛那就是国家政策而使国民混乱的事,也不应重复发生。
但即便如此,我不会限制自由的采访活动。只要为采访提出请求,随时都可以在不妨碍工作的范围内自由会见公务员。不会设置采访时必须经过公报官、或公务员必须一一申报的限制。这一点交由公务员自律决定。
这样的措施既不是言论改革,也不是言论压制。若要勉强说明,可以说是使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正常化。
今后政府将走正道。我恳切请求,希望媒体也走正道。
媒体是另一种权力,是不受制衡的权力。不受制衡的权力是危险的。尤其在少数几家媒体垄断寡占市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我在此不再重提过去若干家族式媒体的横行霸道,也不再反复揭开日本殖民时期和军事政权时期的媒体行径。
但对于历届总统选举时反复出现的媒体偏颇报道,我不能不说一句。军事政权结束之后,若干家族式媒体仍不断迫害金大中总统和“国民政府”。
我也一直受到不当攻击,所受的伤害难以尽述。而且这种痛苦还没有结束。许多人叮嘱我“要在5年后成为受国民称颂的成功总统”。但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下,我常常自问这究竟是否可能。
我在此恳切地向那些媒体提议。个人或集团的想法可以不同,可以有进步,也可以有保守。但现在世界必须改变,必须走向懂得共存的保守、懂得共存的进步的时代。
不能再把想法不同的人或集团当作打倒的对象。不幸的历史不能再继续。即使相互反对和争斗,也应按民主主义的规范和原则堂堂正正地竞争。这绝不是过分的要求,只是要求走正道而已。
尊敬的各位议员
看到近来国会围绕派兵问题反复争论,据说许多国民担心总统是否缺乏掌控力。
总统对国会议员下指示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样的时代也不应继续。我要成为尊重国会、尊重每一位议员的总统。即便被说成是没有力量的总统,我也不会成为掌控或指挥国会的总统。
也希望各位国会议员以成熟的姿态协作:该批评时批评,该集中力量时集中力量。
因派兵问题,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修改“特检法案”的协商被推迟。请尽快予以了结。
也请各位协助韩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的批准,以及《关于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后扶持农渔业者的特别法》的制定。
让我们共同协作,为国民服务。感谢各位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