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武铉总统的“参与政府”成立以来,全国地方公务员及各地居民对“地方分权改革承诺”寄予厚望。加之任命出身民选郡守者担任地方分权主管部门行政自治部长官,更抬高了这一期待值。 世界银行1999年发布的报告《民主分权的政治经济学》中写道“地方分权已成为我们时代的时尚”,地方分权自1970年代后期起便是国际趋势和普遍现象,就此而言,韩国的推进不免有些迟了。从这一点看,新政府对内对外宣示推行地方分权的坚定意志,是值得庆幸且方向正确的。
然而,地方分权在此前的讨论过程及媒体报道中,常与其本意有所不同的用语混杂使用。为了今后的正确讨论与政策制定,有必要加以纠正,故此陈述几点。
首先,有必要明确地方自治团体也确实是政府,只不过是地方政府。我并不想刻意追究政府概念的学术含义。但今天不把地方自治团体当作地方政府对待的国家,恐怕全世界只有韩国。
即便是仍为社会主义国家、维持集权体制的中国北京,正门也挂着“北京市政府”的牌匾。重要的不是名称,而是其所承载的含义。
自治团体一词,终究是指在中央政府监督下处理自有事务与委任事务的公共团体,而非市民为自行处理地区事务而组成的政府,意味着垂直的上下关系。当然,其连接环节正是唯有韩国才有的“机关委任事务制度”——日本已决定废除。
只要摆脱不了这种上下关系的固有框架,政府无论多么慷慨地向地方移交权限,也不会形成地方分权,终究只能流于上下之间的“官官分权”。
归根结底,常被提及的仿佛把一切交给地方的“中央政府只做规划,执行交给地方”这种说法,以及“地方自治团体”这一称谓,与作为世界性时尚的地方分权完全不相称。
其次,地方分权与自治强化必须加以区分。地方分权是将国家主权分割给各地区,含有让地区这一新主体登场,从而把以国家为中心的一元政府体制多元化的意思。相反,自治意味着成员自行制定约束自身的规则等,进行公共决策。
因此,没有地方分权的自治,或以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中央政府为前提的“通过强化自治实现地方分权”,同样与把地方视为新主体的世界性时尚相去甚远。也就是说,因有国家才有地方的垂直关系,已是过时的思维。
第三,不能混淆分权与分散。如前所述,分权是分割国家权限之意的制度整备问题。而分散则是有计划地将人口、产业设施等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地区或加以集聚的执行问题。
在韩国,关于分散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缓解首都圈集中、促进地区间均衡发展的国家层面项目。这里需要留意的是,没有分权的分散,并非地方自身努力和决定的结果,因而会引发对其实效性的质疑。同时,它也潜藏着在地区之间引发另一种零和游戏的可能,必须对此加以警惕。
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分权,是国家与自治团体作为同样的政府构建水平关系,国家权限由国家与地方实质性分割,各自在所辖领域内互不干涉地决策与执行,从而建立新的政府体制。我们应追求的地方分权也不外如是。而作为世界性时尚的地方分权,如今已是我们不能再拖延的课题,是必选而非可选的课题。
如果有人问“国土这么小,谈什么地方分权”,我想反问:欧洲小国比利时或瑞士,尽管民族与语言多样,却如何维持着最高的竞争力?答案可以自信地说,秘诀就在于“开放的体制与彻底的地方分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