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100年前,带有悲观主义倾向的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出版了《西方的没落》一书,引发社会反响。 然而从经济层面看,历史的走向与斯宾格勒的主张恰恰相反。20世纪西方经济并未没落,而是依托科学、技术与全球化,比任何时期都更加繁荣。
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爆炸将导致粮食短缺的论断,以及达尔文式的收益递减法则(在生产要素中,资本与土地投入量保持不变、增加劳动投入量时,每追加一单位劳动所带来的产出增量将逐渐减少的原则),同样被证明是错误的。
所谓西方的欧洲与北美人,如今生活更为富足、寿命更长。50年代以后,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国家也加入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
斯宾格勒、卡尔·马克思、阿诺德·汤因比都未看到西方衰退中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育率。生育率下降,是必须在复杂城市中生活的人类为适应环境而选择的道路。甚至在法国高学历中产阶层家庭中,生育率从1900年起便开始急剧下滑。
这样的变化如今正在全球发生。日本并非西方国家,但日本目前被列为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韩国和中国也呈现同样的趋势。
这种情况在曾经生育率很高的意大利也是如此。诺贝尔奖得主、瑞典的阿尔瓦·米达尔早在70年前就发表研究结果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人口将减少,令当时的人们大为震惊。
被称为世界领袖的美国也不例外。美国仅在二战后短暂逆转了这一历史趋势,如今正面临生育率持续下降。笔者的6个孩子也都是出生于生育率激增的45年至60年间的婴儿潮一代。进入21世纪,这些婴儿潮一代开始逐渐退出现役。而6个孩子中,没有一人生下6个孙辈。
因此,这些婴儿潮一代如今陷入双重矛盾之中。一方面必须依靠养老金生活的退休者急剧增加,而另一方面需要供养他们的经济活动人口却在减少。
为何要重提众所周知的这些话?因为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似乎并不了解这一点。如果布什总统了解这一科学事实,就会把为富人减税的现行减税政策彻底反转。因为退出现役、靠资产收入生活的年长群体必将成为未来的主要税源。从布什目前的减税政策和人口构成比变化来看,15年后美国政府可能面临难以确保足以支撑自身的财政的局面。
美国人年纪大了只消费而不储蓄。这就是美国当前的状况。自罗纳德·里根前总统81年就任以来至今,美国政府的财政大多依靠贫穷国家的储蓄来填补。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国民为实现贸易顺差而勒紧裤带,相反美国则在天文数字的赤字下进行消费。
即便如此,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希望也并未完全消失。为解决问题,布什总统必须认识到,对富人减税并不能快速推动科学发展。如果未来的经济学家去寻找95年至2000年生产率提升的原因,或许会发现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伯克利等的教育体系是头号功臣。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并非出自律师或会计师事务所的办公桌。
这不仅是美国应当听取的信息。韩国也应认识到,富人的民主主义并非经济发展的朋友,而是敌人。得到良好控制的企业治理结构之所以无论经济发展阶段如何都必不可少,原因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