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这是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话,无疑也是新上任的“参与政府”不可忘记的教训。因为自1948年我国宪政史开启以来,历届政权都经历过不幸或不少屈辱,在经济政策运作等方面也不断遭遇难关或犯下失误。
号称实现物价稳定的全斗焕政权批量制造出水西事件等第五共和国腐败案;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繁荣期的卢泰愚政权,却因执着于200万户住宅建设,对国家未来的研发投资最为忽视,难免恶评。
挂上“文人政府”门牌的金泳三政权虽果断实行金融实名制,却给国民带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汇危机这一无法抹去的经济耻辱;自称“国民的政府”的金大中政权推进了财阀改革等四大改革,却未能阻止创投腐败与青年失业。
以多学科科学家闻名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贾雷德·戴蒙德教授,在1997年获普利策奖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将托尔斯泰的这一教训命名为“安娜·卡列尼娜法则”,并由此切入“文明的不平等是如何形成的”这一主题。
戴蒙德教授特别就野生动物的家畜化——它曾是古代农耕民积累财富、形成先进文明的基础——分析了为何在148种陆地食草动物中,仅有包括羊、山羊、牛、猪、马等主要5种在内的14种能够被驯化。
戴蒙德教授将食性、生长速度、性格及社会性特征等列为野生哺乳动物得以驯化的条件。他从大约10%水平的生物资源效率中,寻找野生动物中已驯化的主要5种里除杂食性的狗之外全为食草性的原因。换言之,养一头450公斤的牛需要4500公斤玉米,而要养另一种450公斤的肉食动物,则须喂给吃了4.5万公斤玉米长成的4500公斤食草动物。
他还认为,重达770公斤、被视为巨大美味的灰熊之所以未能成为朝着对人类有用方向自动进化的家畜,是因为其极为凶猛的性格。他说,喜欢养灰熊幼崽的日本阿伊努人在其一岁左右便连同传统仪式一起将其宰食,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此外,从美国动物园中每年因斑马受伤的管理者多于因老虎受伤者这一事实看,越长大越凶猛得无法控制的斑马驯化失败也属理所当然。
除此之外,他指出,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时曾使用大象,但那只是驯服已长成的野生大象,古代人类无法等待需15年才长成的大象,因此候选驯化哺乳动物的生长速度同样重要。
国家经济的困难,或许也与古代人类为生存和财富而在野生动物驯化过程中不得不经历的难关相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汇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因急速市场开放、治理结构改善、确保劳动灵活性等各种必要性而受到制约。而且近来,财政政策的局限、过高家庭负债导致的消费支出下降、政权交替期企业投资萎缩,甚至一直以来唯一希望所在的出口不振与油价急涨的警示灯也已亮起。因此,参与政府自当在全球化趋势加速的地球村经济中,推行协调的政策,使投资与出口、消费与财政等形成良性循环。
在我们愚钝地竭力饲养灰熊、大象或斑马之时,别国或许正饲养牛、羊、马,将全要素生产率与潜在增长率等最大化。这正是参与政府不可忘记安娜·卡列尼娜法则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