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70年代朴正熙政权之后,韩国政府的政策执行者们一直不断努力试图摆脱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然而,韩国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课题极为艰难。 一些拥护市场经济体制的韩国经济学家主张,必须建立一种市场体制,使所有企业都能够与(过去从韩国政府获得相对较多优惠的)财阀在对等的立场上竞争。但事实上,目前韩国部分重化工企业的失败,又造就了政府不得不再次介入其结构调整的局面。过去5年间,韩国政府在结构改革过程中取得了不小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为提高市场自律性而必须干预市场的两难。
类似的情形在1997年至1998年亚洲外汇危机爆发后也能看到。政府决定管控财阀并对其进行结构调整。政府的这一意图,目前看来已在相当程度上取得成效。
然而,政府在执行这一任务时最重要的手段是什么?那就是政府通过规制,使银行不得再向负债过多的企业继续放贷,从而促使不良企业加快结构调整,其中相当多的企业最终破产。
如果韩国政府没有管控银行的贷款标准,政府就很难拥有推动韩国企业变革的力量。
就结构改革而言,政府介入是最有效、实际上也是唯一的办法。但这种政府介入又与扩大市场自律性这一最初目标相悖。
在经济最为发达的欧洲和美国等完全自由竞争体制下,政府并不充当决定企业结构调整方式或破产是否不可避免的主体。此外,将某家企业与另一家企业随意合并,或把庞大的财阀拆分成若干家公司,同样不是政府的职责。作出这些决定的主体是企业自身,或其债权人。当然,在执行时要以政府精心设计的法律规制为依据。
监督和规制这些法律程序的机构并非政府下属机构,而是由在政治上尽可能保持独立的司法人员构成。
今后将要领导韩国的卢武铉总统,不应以成为决定韩国财阀和企业结构改革方式的主体为目标。相比之下,他应致力于建立一种经济体系,让对特定产业和特定市场拥有深厚知识的人能够参与这类决定。
韩国在企业破产保护程序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但制定企业破产保护程序,属于改革课题中相对容易的部分。今后更大的课题是,帮助广泛的经济相关司法及监管机构和法律专家实现技术水平的提升、保持其独立性,同时实现质的提高与量的扩张。
如果管理监督企业的法律机构未能具备一定的规模或竞争力,那么与企业结构调整相关的事务,就会像此前一样,自然而然地重新落到设在政府下属机构中的政策制定者手中。
如此一来,企业家为了借钱又会再次找上政治人物,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