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末期卷入守旧与改革激烈冲突的漩涡,国力耗尽,结果我国经历了极为惨痛的殖民历史。若当时无力以实力抵抗外来势力,至少在内部也需要懂得利用外来势力的智慧。 围绕朝鲜半岛的新的历史变革必然会面临既得利益阶层的抵抗,而调解、协商、协调、合意这一系列民主主义政治过程,是化解紧张与冲突最合理的制度性装置。若这种制度性装置正常运作,便可通过国民整合、社会整合汇聚国民力量。
新政府要有效推进堆积如山的新国政课题,通过法律与制度性政治过程达成国民共识比什么都重要。国民参与不是单纯的口号,成败取决于如何把国民共识这一内涵具体化。
围绕教育、医疗、税收等与国民日常直接相关的议题,当各种意见涌现时,能够彻底抛开既得利益、放下私心的人在世上并不多见。至于安保、外交、通商等全国性课题,一旦面临必须把不同思想与视角的差异从学术争论范畴落到现实的紧迫处境,冲突的水位势必达到顶点。
今天大韩民国所面对的历史现实,正处于严重的内部冲突究竟会凝聚为国民能量,还是就此耗尽的危机时刻。新政府应以国民整合正是历史使命的认识,筹备大韩民国新的飞跃。
人均国民收入达3.5万美元的瑞士,是自他公认的世界一流国家。瑞士克服了国土狭小、地形险峻、天然资源贫乏、劳动力不足、被列强环绕的地缘政治劣势,拥有强大国家竞争力,其源泉可以从它通过国民整合克服多民族国家多样性所带来的内在冲突中找到。
16世纪瑞士联邦诞生后,无论面临多么严重的内部冲突,也宁愿寻求国民共识而非内乱这类极端选择,这一历史传统深深渗入瑞士国民的情感之中。观察瑞士的劳资关系,罢工和关厂之类的事例难得一见,始终通过集体协约与调解来协调劳资双方立场。
结果,尽管邻国饱受接近10%的高失业率困扰,瑞士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却以低失业率和高工资回报国民。
50年代初因发现天然气而引入丰厚社会保障制度的荷兰,在70年代面临经济增长率急剧放缓、失业率激增的危机。政府支出持续增加、国民劳动意愿日渐削弱的荷兰,终于在80年代初期经历了负增长。
此时新执政的吕贝尔斯政府通过《瓦瑟纳尔协议》化解劳资冲突,全力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劳动市场灵活性的确保。同时为提升市场竞争而实施大胆的规制改革,结果荷兰拥有了多家世界级跨国企业。
瑞士与荷兰的事例表明,要使新政府欲推进的改革课题取得成功,国民整合何其重要。若疏于为国民整合付出努力,国民的能量将被分散,成为一流国家的国民愿望也将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