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接触过的许多外国投资者大体评价认为,韩国的税收环境不如新加坡、香港,但优于上海。这不仅是税率或税负等量化层面的评价,还包括税务行政的透明性、可预测性、可信度等质化因素,是对税收环境整体的评价。此前我们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以税率、税负等量化层面为中心的投资环境改善上。但听听在现场接触到的外国投资者的声音,他们强调,与税率同样重要的是具有一贯性、透明且可预测的税务行政。要通过引进外资实现跃升为东北亚经济中心,亟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使税收环境整体达到国际水准。 第一,应从纳税人而非征税者的立场出发,使税收相关法令更加简化、易于理解。税目过多、课税体系复杂、例外条款繁多,使我国税法盘根错节,令纳税人混乱,诚实纳税变得困难。由于税收相关规定和例外条款急剧增加,连税务专家都难以理清,对韩国情况不熟悉的外国投资者又怎能理解韩国的税收体系。为吸引外国企业,有必要按照全球标准,对过于复杂、被大量例外规定弄得千疮百孔的税法体系进行彻底梳理。
第二是税务行政的一贯性。将外汇极度紧缺的上次外汇危机时期与今天拥有超过12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情形相比,有批评认为韩国政府引进外资的意志已被淡化。例如,1998年曾承诺根据防止双重课税协定,对通过取得旧股进行的外国人投资在韩国不征收转让所得税,但如今却在没有过渡措施的情况下改变立场,表示将对股票转让差价课税。当时相信这一规定而投资的一位外国投资者,如今正为韩国政府任意的立场变化而焦急。再举一例,政府在外汇危机时期宽容地允许从避税地向韩国投资,如今却又就当时投资是否存在问题展开广泛调查。政府政策如此摇摆不定,哪家外国投资者能信任韩国并进行投资。有必要关注外媒的警告:若马上以为自己已成发达国家而过度自信、陷入盲目的自我陶醉,韩国或许会再次陷入危机。
第三,税务公务员对法规的解释与适用具有任意性,也是问题。这也部分源于法律规定过于概括或含糊,使公务员的裁量权容易被滥用。各经办公务员对法规解释各不相同,纳税人也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解释法规。再加上经办公务员顾及各种审计而奉行自保主义,甚至倾向于过度狭义适用法规,对税务行政的不满不断累积。连公务员自己也承认有问题的课税不服案件,也被推给行政审判去解决,这种无责任与敷衍塞责在公职社会蔓延,难以期待引进外资。要打破这一局面,除对税务行政整体进行系统改革外,亟需努力使税务相关法规客观、透明。
最后,虽不属税收问题,但会费、捐款、负担金等各类准税收也有必要整顿。没有明确征收依据的手续费、负担金自不必说,甚至未加入的团体也不时寄来各种会费通知书,令企业感到负担。据称,多达630余项的法定准税收不仅带来直接负担,还需配置专职人员等,管理成本也相当可观。其中,各部门此前竞相设立的各类协会、公团、组合等下属机构靠征收各种出资金、会费、手续费等运营,也是一大原因。若不纠正四处随意向企业伸手的前现代惯例,我们难以跃升为先进经济体。
要让外国投资者信任韩国税务行政的整体,除这些制度性改革外,对外国企业的歧视意识也必须尽快克服。只要“对外国企业多征税就等于爱国”这种狭隘观念还存在,韩国就难以崛起为东北亚的商业中心。让人们认识到,无论企业家的国籍如何,韩国都是能以长远眼光构想并实施事业的最佳之地——这才应成为改善投资环境的最终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