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掉斗山重工业。抛。” 1月9日上午,汝矣岛A证券公司。一名交易员急切的声音响起。
国内外投资者在得知斗山重工业工会成员裴达浩自焚事件发生的消息后,开始抛售斗山重工业股票。斗山重工业股价在两天内从每股6190韩元暴跌至5790韩元。
斗山重工业负责投资者关系的职员坦言:“记得去年工会47天罢工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的投资者,对劳资问题反应极为敏感”,“股价一度跌到5000韩元左右,但劳资问题的风险不解决,股价很难上涨”。
事实上,斗山重工业最近公布去年净利润规模达770多亿韩元,但股价被劳资关系恶化这一利空拖住,毫无起色。
◇消除“韩国折价”=劳资关系削弱竞争力的情况并非只发生在个别企业。这种现象会从企业扩散到产业,再扩大再生产到国家经济。斗山重工业劳资关系的恶化,最终也对韩国的对外信用度产生很大影响。韩国对外信用度相对于实力获得偏低的分数,也被指是因为落后的劳资文化。形容这一点的说法就是“韩国折价”。
三星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甲洙表示:“对作为外部审视韩国经济标尺的对外信用度影响最大的,是朝鲜半岛局势与劳资问题”,“特别是下届政府在实现跃升为东北亚中心国家或吸引外资时,外部看待的韩国劳资关系将成为决定性变量”。
在衡量韩国国家竞争力时得分最低的领域也是劳资关系。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以国内主要企业首席执行官(CEO)为对象调查“韩国的国家竞争力”,结果显示韩国的国家竞争力仅停留在世界第一国家美国的54%水平。其中“劳资关系的成熟度”在企业部门被评为最低的31%水平,被指为妨碍企业竞争力增强的最大原因。
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去年公布的《劳资关系国际竞争力排名》报告更令人震惊。竞争对手新加坡(第1位)、马来西亚(第7位)、日本(第10位)、台湾地区(第15位)等国家和地区以稳定的劳资关系提升了国家竞争力,而韩国仅位列接近最末的第47位。
专家指出,不改变劳资文化,增强国家竞争力乃至新政府政策目标之一的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都只能是愿望。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常务国成浩主张:“跃升为发达国家不是单纯提高国民收入,而是具备合理解决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的社会体系”,“这只有在劳资关系从对立与冲突转变为合作与对话时才有可能”。也就是说,最需要劳资双方作出让让,以解决韩国劳资文化中高排斥、高斗争与低信任、低对话、低合作所构成的“三高三低”问题。
◇打造适宜经商的国家=“请放手让我们能疯了一样地工作。”这是最近出任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的SK会长孙吉升数年前说过的话。这句话既包含外汇危机之后韩国企业要再次成为振兴经济尖兵的坚定决心,也包含经营企业之艰难的现实困境。
如今情况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在对外经营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企业还叠加对下届政府经济政策的不安感,感受到相当大的困难。
某大企业的高管断言:“照这样下去,韩国企业都会收拾行装迁往中国或东南亚。”理由是没有留在韩国的必要。这不仅体现在劳资关系上,也贯穿整个经营环境。
“经济学、经营学的基本原理是什么?经济活动不正是从人类满足欲望开始的吗?企业也一样。为赚钱而经营企业是首要目的。资本主义追求的方向也是保障企业自由活动。”这是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朴容晟的指摘。他强调:“企业活了,工会才能活,国家才能兴旺。”
当选总统卢武铉承诺“要打造适宜经商的国家”。最敏感的劳动课题是引入每周五天工作制和改善非正规职劳动者待遇的问题。特别是为引入以社会共识为先的每周五天工作制,劳资双方为公益作出合理判断、政府适当居中调解的努力十分紧迫。
去年世界杯上展现的国民大融合与团结、自律参与精神等,显示了韩国劳资关系今后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以此为基础,当作为韩国经济软肋的劳资矛盾被记作过去的教训之日,就是韩国可以冠上发达国家这一修饰语之日。
“应以成熟的劳资文化引领经济增长”
大多数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经历过劳资间激烈的对立与摩擦。但结果却区分明确。以对话与妥协解决劳资问题的国家如今成长为富国,而未能斩断恶性循环链条的国家则未能避开经济崩溃与贫困。
荷兰能够从以花卉、园艺农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转变为兼具信息技术产业的欧洲物流门户,首要原因在于劳资具备了以对话与妥协解决一切问题的体系。爱尔兰同样是劳动者团体与经营界携手克服经济困难,跃升为人均国民收入3万美元的发达国家。这是工会坚持谈判桌而非罢工的结果。
阿根廷是从强国沦落为1980年以后反复经历4次经济危机的拉美最贫困国家的典型案例。原因被归结为经济政策失误与政治问题的复合因素,但作为经济重要主体的劳资未能克服对立格局并政治势力化,也被指为反复出现经济困难的主犯。
专家指出,韩国在经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金融后也站在岔路口上。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常任副会长赵南弘强调:“韩国经济正处在是跃升为发达国家,还是留作外国人回避的边缘国家的岔路口上”,“必须确立符合我们经济状况、文化与意识水平的劳资关系,使其成为引领韩国经济的原动力”。
[投稿] 弘益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朴来英(21世纪劳资关系发展委员会委员长) 改变劳资关系
韩国正式进入工业化进程已过40年,1987年夏天劳动者大抗争之后已过15年,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金融也已过去5年。
尽管如此,韩国的劳资关系仍未构建起稳定体系,混乱不断。劳资矛盾在诸多领域严重显现,但由于政府应对消极,劳资关系的意识、惯例、行为方式及制度未能得到妥善整备。
上届政府曾把劳资关系列为四大改革课题之一,但除初期的劳资政共识外没有太大进展。工会对结构调整与公共部门改革的抵抗显现,加上劳动时间缩短问题,劳资关系在过去5年反而更加不稳,劳资纠纷在此期间也再次增加。
结果,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与世界经济论坛(WEF)等把韩国劳资关系的竞争力评为世界最末。评价方法并非完全没有问题,但根本上应视为韩国劳资关系未能摆脱对立、对决的斗争格局所致。
新政府即将启动。在国内外悬案交织的纷乱气氛中,春意尚未来临,劳资关系的气流却已炽热升温。年初以来拖延的悬案毫无解决迹象,两大劳总却称即将进入总罢工。紧接着企业将迎来工资及集体协议谈判。今年韩国仍不无被看作劳资激烈冲突场所的余地。若任由劳资关系如此放置,打造适宜经商的国家、通过吸引外国人投资实现年7%经济增长的承诺也将成为空头承诺。
韩国的劳资关系,这样下去不行,必须改变。世界正在无国界的无限竞争中从工业社会转向知识基础社会。竞争国家正在转向参与、合作的新型劳资关系。唯独韩国未能摆脱对立、对决的劳资关系,实在令人痛心。劳资的意识与行为、劳资关系的法律与制度等,需要改变的太多。但要一次性全部改变很难。
首先,新政府应通过谈判与决断,紧急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为恢复劳资信任并改善国际竞争力评价,必须引导劳资的行为变化。应促使两大劳总与雇主团体缔结“21世纪劳资行为协约”,并取得实践承诺。即雇主团体防止雇主的违法经营与巧妙的不当劳动行为,两大劳总自行节制总罢工并制止基层工会的非法罢工和喧闹的罢工、示威行为,缔结这样的君子协定并推广到产业现场。
第二,应尽快为公务员工会等劳动基本权的完善收尾,摆脱国际劳工组织(ILO)等关于劳动基本权未达国际水平的批评。
第三,应让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尽快回到劳资政委员会,在正式对话与协商的场所解决劳资关系的各项问题。
这样的劳资关系基础构建,若不是在政权交替初期便很难完成。新政府的总统与将成为主力的386一代改革人物,应以结者解之的姿态解决这些问题。
衷心希望能延续去年6月国民融合的感动与选举过程中显现的国民变革要求,真正打造适宜经商的国家,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