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2-20 | 정리=최인철

[Seoul Economic Daily研究所时事诊断] 财阀治理结构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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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座谈会强调,政府的财阀改革政策应有助于增强企业竞争力。 特别是有观点认为,近期对SK集团的突击搜查等雷霆措施会加剧对改革的不安,并在现代对朝汇款问题上引发公平性争议,反而可能阻碍改革。

与会者一致认为,新政府对财阀治理结构的改革若像历届政权那样采取运动式或整治式的做法,只会重复失败;唯有在政府与企业界互信的基础上推进改革,才能取得成效。

▲郑熙秀 Seoul Economic Daily研究所所长=新政府提出集体诉讼制、遗产赠与税完全概括主义、强化出资总额制度等改革课题,显示出强烈的改革意志。财阀治理结构改革政策的速度与幅度应考虑企业的处境。近期检方突然对SK集团展开不当内部交易调查,今后走向备受关注。理想的财阀改革方向是什么?

▲权英俊 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政策协议会议长(庆熙大学国际经济学部教授)=实际上,国民情绪中对财阀爱恨交织。在这种情况下,财阀的治理结构改革不应以情绪化方式对待,而应从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加以讨论。

新政府作为推进课题提出的金融机构系列分离请求制宣示意义较强,但实际推行困难。若将金融机构分离出售,有能力接手的买家寥寥。与其急于引入本应作为最后手段的制度,不如从容地按改革优先顺序推进。对遗产赠与税完全概括主义也众说纷纭。首先应重点考虑的是税收制度的概括主义精神。

就遗产赠与而言,考虑到应当纳税这一点,宜将现行税收相关法律中的课税对象概括性地扩大适用。不应走税务机关扩大征收权的路子。强化出资总额限制制度也因目前例外条款过多而实际上形同虚设。若企业治理结构透明化、小股东监督彻底到位,随时废除亦可。出资限制方式也需要灵活处理。对治理结构改善良好的企业,应放宽出资限制以促进竞争力提升,需要区别对待。为阻止治理结构改善不力企业的章鱼式扩张,而对全体企业一律管制,是不妥的。为强化董事会独立性,应使外部董事的选任程序透明化。若建立起制衡机制,使外部董事能为企业透明经营真正发挥作用,治理结构问题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

我国拟引入的证券交易集体诉讼制在发达国家也曾出现问题,需谨慎对待。小股东和海外机构投资者欢迎引入集体诉讼制,但稍有不慎便可能因滥诉妨碍企业正常运营。

基本上宜在防止滥诉之后再行引入。

▲朴容晟 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我怀疑如今财阀是否落后到需要大规模改革的程度。我国财阀与过去相比已有很大变化。象征财阀弊害的政经勾结惯例也确实有所改善。近来因政经勾结而引发社会争议的事例并不多。不应沿着过去的负面视角来看待财阀改革。

对财阀章鱼式扩张经营的担忧也并不严重。目前存款保险公社手中若按过去情形有相当多值得收购的公司。然而如今企业不再盲目扩张。反倒是企业缺乏收购意愿成了问题。现在企业即便想收购业务实体,也会受到金融机构的相当牵制。只要是具备确实经营能力的企业,无论章鱼脚还是蜈蚣脚,都应能扩大业务。财阀经历上次经济危机后,也深切感受到生存的紧迫。盲目扩张已经消失。30大集团中,在经济危机期间有10家以上被淘汰。

当然,不能否认财阀过度投资是IMF经济危机的主要因素。但很难将其仅视为财阀的问题。为财阀提供资金的金融界以及本应监督其行为的机构同样负有责任。

卢武铉总统当选人与企业界目前正在寻求折中方案而非对立。企业界已同意,只要具备防止滥诉的条件,就接受集体诉讼制。就诉讼而言,若限于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法院作出行政处分或课征罚款的情形,则可以接受。

企业经营失败给小股东造成损失时,接受刑事处罚并作出赔偿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一点上,期待市民团体发挥积极作用。

▲权议长=我赞同在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与检方起诉阶段可以适用集体诉讼制的方案。企业界也表现出迅速接受这一方案的姿态。

▲朴会长=遗产赠与税方面,若纠正税率过高的问题,看来问题就容易解决。目前财阀的遗产赠与税高达50~60%。值得考虑的是,若降低税率,税源反而可能增加。

▲权议长=关于遗产赠与税完全概括主义,我认为朴会长提出的降低税率的意见是合理的。对中产阶层也应扩大扣除额、降低税率,同时我赞成寻找未纳税对象、开发新税源的方案。

▲朴会长=出资总额限制也应考虑是否产生附加价值。同样的金额,用于企业购买房地产不成问题,而用于收购企业却要受到相当管制。这在现实中存在问题。从国民经济来看,企业经营比企业购买房地产更有助于创造就业。世界级企业通用电气(GE)经营着从发电业务到广播业务的多元业务实体。这能称之为美式章鱼经营吗?金融机构系列分离制度,在已有韩国金融监督院等监督机构存在的情况下再新引入,等于制造双重三重的管制。

▲权议长=出资总额限制制度的问题在于例外条款太多。结论是,从长远看,若企业治理结构得到改善,出资总额限制制度便无必要。

▲朴会长=集中投票制按照引入方案,企业至少要持有超过70%的持股才能确保经营稳定。不能认为百货店式的管制能实现财阀治理结构的改善。与其采用人为手段,不如壮大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作用。只要小股东和分析师在市场上就企业经营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不会有大问题。

▲李弼相 高丽大学经营学系教授=财阀既是振兴韩国经济的主角,也是招致危机的主角。

需要财阀与政府达成共识,积极推进治理结构改善。遗产赠与税完全概括主义,可在将财富无偿转移列为课税对象的层面引入,而非以法律强制。现行出资总额限制我认为过于宽松。

除企业结构调整、系列专业化相关情形外,出资总额限制反而应予强化。金融机构系列分离请求制与集中投票制同样需要前瞻性地接受。

企业界与其消极接受改革方案,不如积极接受,转而与政府共同弥补其中问题,这种方式更为必要。

政府也不应推进迎合国民情绪的破坏性改革。改革与破坏必须区分。应通过财阀结构的积极变化,走向新的大企业的诞生。

政府也应展现以法律、制度等客观标准解决问题的姿态,而非像近期对SK集团突击搜查那样的雷霆管制行动。

▲权议长=要实现财阀治理结构的实质性改善,外部董事必须发挥应有作用。应构建发达国家型的董事会结构。国内企业中,外部董事往往由与老板有交情或想法相近的人填充,制衡未能真正实现。

▲朴会长=在董事会制度高度发达的美国,外部董事也由最高经营者选定。作为透明经营与高效经营象征的GE,外部董事同样主要由经营者选定。韩国企业随着外部董事作用的扩大,也已对企业运营产生不小影响。

▲郑所长=为改善财阀治理结构而扩大金融监督院、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职能并不可取。企业投资的时机至关重要。唯有如此才能提高经营效率。不少人担忧,对财阀的管制会削弱本应成长为全球企业的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因此需要从更广阔的全球视角审慎对待。稍有不慎,可能出现国内企业向下拉平的问题。

▲李教授=近来出现了令人无法消除对财阀治理结构改善之疑虑的情形。就是与对朝汇款相关的现代商船。很难评价市场目前已具备令人满意的自律功能。

考虑到这一点,为改善财阀治理结构,引入最低限度的管制确有必要。但无条件强化管制可能造成更大问题。应在建立引导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制度性补充措施的同时推进。过于一律的管制可能引发其他问题。

现在是对法律、制度的引入作积极解读并加以完善的时候。

▲朴会长=对法律与制度的整备,我承认其必要性。但应避免引入发达国家正在消失的各种管制并强行适用。企业不是制度实验的对象。企业的投资时机尤为重要,一旦错过便难以追赶。

▲权议长=国内企业中也有像柔韧金佰利那样具备发达国家型治理结构的企业。柳一韩博士没有把经营权交给子孙,而是让企业自主成长。若以这样的治理结构为标杆,我国财阀的治理结构改善完全可能实现。特别是金融系列公司分离问题,应考虑金融产业的特性。

▲郑所长=需要转变观念。我国有必要成为适宜经营企业的国家,建立透明公正的市场经济。但认为美国的治理结构方式就是先进模式而无条件引入,反而可能带来问题。正如电影导演林权泽所说,“韩国的东西可以成为世界的东西”。因此应打造韩国型企业治理结构。举例而言,国内企业中已民营化的浦项制铁或Samsung Electronics可算作例子。

▲权议长=浦项集团的外部董事选任相对客观透明。当然也应为构建韩国型企业治理结构留出可能。但对既有的世袭经营方式,必须持续推进改善。

▲朴会长=治理结构改善方案没有标准答案。制度性途径固然重要,但也需要承认现实的视角。

▲权议长=治理结构的形态可以多样。但最重要的是透明性这一必备要素。同时必须以制衡为前提。

▲李教授=不能只把美国看作应无条件效仿的标杆。需要努力确立我们自身具有优势和竞争力的制度。在当前情况下,制度引入应限于最低限度的管制,并将可能危害国民经济的部分降至最低。

▲郑所长=预计随着新政府成立,将推进力度较大的财阀改革。我很想知道对企业界的影响会有多大。

▲权议长=检方对SK集团展开突袭调查,是过去五年未曾见过的力度极大的举措。对于检方的这一强硬举动,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表示完全不知情。但这被解读为财阀改革的信号弹。我认为其中包含着事先安抚对新政府财阀政策反弹的信息。

问题在于公平性。与对朝汇款有关的现代集团完全未被提及。只针对SK集团出手是有问题的。归根结底,财阀自身推进受人信赖的自发改革要好得多。政府也需要排除政治判断的处理方式。

▲李教授=近期针对财阀的调查方针稍有不慎便可能变成破坏性的。财阀改革若以失败告终,可能扩散成巨大问题。过度运用强权逻辑并不恰当。事实上,历届政权的失政正是源于依赖强权逻辑,源于“先整治、先驯服”式的做法。在朝核问题、伊拉克战争爆发可能性等因素导致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财阀改革若过度,我国企业可能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东南亚,从而引发产业空心化担忧。

因此有必要推进立足原则的财阀改革。不应是零和博弈,而应走向寻找新竞争力的正和博弈,并成为营造发展性环境的改革。

不仅是财阀改革,政界与官僚改革也必不可少。要培育我国的增长动力,政府、政界等各方都必须具备改革意志。

▲朴会长=国民政府时期,企业改革与金融改革已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如今剩下的是劳资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改革。为增强我国企业竞争力,这些部门的改革也应同时推进。改革的推进也不应是运动式的,而应朝着从容而实质性变化的方向前进。需要的是提升附加价值、增强竞争力的改革。

▲郑所长=应考虑全球竞争环境的变化。要营造以信任为核心的企业治理结构,使制衡惯例得以确立,并在不给我国经济造成负担的范围内调节改革速度。过度迎合政治业绩或国民情绪的改革,稍有不慎便可能是破坏性的。 现在是需要前瞻性态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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