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2-18

[UPGRADE 韩国的劳资文化] 3-3.构建生产性社会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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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1997年末。当时为把"结构调整"这条险路作为救助贷款的前提条件强加于韩国而访韩的IMF总裁康德苏。他看到韩国薄弱的社会安全网,连声表示"大为震惊"。理由是,正如南美案例所示,大规模失业势必很快到来,但韩国却毫无对策。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社会安全网是硬币的两面。专家指出,其中任何一项不运转,劳动改革都必然失败。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李元德表示:"只要不同步进行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劳资矛盾就必然呈现极端形态。"也就是说,即使一线企业为提升竞争力而实施裁员等举措,政府也必须建立能够吸收这些失业者冲击的体系。

◇社会安全网已达发达国家水平=随着金大中政府将"生产性福利"作为三大施政指标之一加以强调,韩国社会安全网的形式框架已相当完备。首先,韩国国民年金、医疗保险等四大保险已齐备。此外还实施了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制等公共扶助,为贫困阶层提供实质帮助。

受雇用保险制覆盖的劳动者人数从1998年的430万人增至去年的717万人。享受失业津贴的劳动者也从1997年的约4.8677万人增至去年的36.2895万人,支付总额从787亿韩元增至8393亿韩元。工伤保险支付额同期也从1.556万亿韩元增至超过2万亿韩元。

此外,通过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制度从政府领取生计费的贫困阶层从1999年的54万人增至去年的约135万人。相关预算若加上地方自治团体的预算,达到4.36万亿韩元。

反倒是经济专家们对照韩国经济水平,担忧其"过度"。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预计,若福利制度按现行方式维持,到2030年将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6%投入福利支出。汉阳大学教授罗成敏表示:"与劳工界的看法不同,以韩国经济水平衡量,目前的社会安全网绝不算低","若社会福利费用像现在这样持续增长,我国经济将难以承受"。

◇"与其给钱,不如提供岗位"=然而不仅劳动者,普通国民对国内社会保障制度也心存不信。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历经数十年确立的制度被强行推进,以致问题四处显现。

典型案例是,由于自营业者收入难以准确掌握,国民年金地区加入对象中有一半不缴纳保险费。这意味着本应受益的弱势阶层的份额流向了不该去的地方。韩国劳动研究院研究协调室长姜顺姬指出:"虽然像发达国家那样谈福利病还为时过早,但现在是更应致力于内涵充实的时候,如把已建成的社会安全网做得多层、细密","应改善传递体系,减少不当领取者"。

社会保险的"低负担—高给付"结构也是问题。以国民年金为例,加入40年的情况下,美国、英国分别保障终身收入的41%、40%,而韩国高达60%。因此,国民年金预计将在2033年出现赤字,2048年财政枯竭。国民医疗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险的财政也几近枯竭。

尤其最大的问题是,"生产性福利"这一施政指标未能充分反映到实际政策中。也就是说,比起创造岗位或转职介绍等"积极的社会安全网",生活费补助等施惠性质的消极安全网占比更高。

罗成敏教授表示:"金大中政府引入生产性福利概念,试图把社会福利框架打造成发达国家型,方向是正确的",但"正如亚洲金融危机后实施的公共劳动项目所示,在提升失业者和贫困阶层自立能力方面成效不足"。

政府2000年10月积极引入的基础生活保障制度也被指反而削弱了工作意愿。韩国经济研究院博士朴成俊表示:"现金发放额(四口之家约72万韩元)高于国民年金或失业津贴,可能导致不愿找工作的道德风险。"

◇应构建社会学习网=随着全球竞争与技术进步加速,企业结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对此姜室长表示:"在知识型经济中,对高知识、高熟练的需求增加,而简单业务必然减少","为与此相适应地实现雇用稳定,亟需构建社会学习网(social Learning Net)"。即像英国的"国家学习网(NGfL)"那样,把教育理念引入社会安全网,构建能与创造岗位相结合的福利体系。

为此,专家们指出需要 ▲支持失业者再教育 ▲为低收入阶层子女提供教育费支持 ▲强化职业教育中产、学、官的合作体系 ▲培养专业职业咨询师 ▲为劳动者能力开发设立带薪学习休假制度 ▲教育培训费由劳、资、政分担 ▲运行国家资格制度时保障劳资参与等。

发达国家福利政策转向"工作型福利" "教人钓鱼之法"

近来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福利政策正摆脱单纯发放生活费的既有方式,转向帮助失业者重返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型福利(workfare)"。

即通过强化劳动者再培训、终身职业教育等,并对不找工作者给予不利待遇,以培养工作意愿。一言以蔽之,基本理念是"给有能力工作的人岗位,只给没有工作能力的人社会保障"。

韩国劳动研究院研究协调室长姜顺姬解释:"如果说传统福利是出事后给鱼(钱)的事后型福利,那么生产性福利就是教钓鱼之法(岗位)的预防型福利。"

传统福利的典型案例正是在1970年代被称为福利国家代名词的英国。但当过度的福利财政阻碍国家竞争力提升的局面出现后,"从摇篮到坟墓"如今已成旧口号。

1990年代末执政的布莱尔首相为治疗"福利病",以不削弱工作意愿的方式全面改革了社会福利体制。首先将失业津贴(UB)改为求职津贴(JSA),并规定失业者找到工作后一次性发放奖金。

尤其允许在找到工作后仍可领取社会福利给付。这与为享受福利待遇而不得不故意保持失业状态的其他国家制度形成了差别。

韩国经济研究院博士朴成俊解释:"在韩国,劳动收入若高于基础生活保障制的标准,就会失去教育、医疗等其他社会保险待遇","因此失业者缺乏就业激励,最终产生陷入福利陷阱(welfare-trap)的副作用"。

此外还将支持对象细分为老年层、低收入劳动者、失业者、青年层、残缺家庭等,提供符合各自特点的社会安全网。结果,英国对低收入劳动者的支出增加,而对无工作能力者的公共扶助逐年减少。也就是说,取得了既降低对社会福利的依赖、又提高就业率的效果。

德国也是如此。德国大幅强化了长期失业者职业能力开发等雇用稳定事业,并强化地方自治团体的自主权,使其可根据需要自行运营雇用稳定保险的约10%。

尤其是不顾劳工界反对,强化了失业给付的支付条件并大幅削减支付额。此外,为防止雇用保险财政恶化,将参加劳动创造事业时的支付额从原工资的90%大幅下调至80%。

德国经济劳动部专门委员拉尔夫·德布科夫斯基解释:"失业政策只有同时考虑创造岗位、劳动者教育、强化企业竞争力这三方面才有效果","尤其德国的国民年金、医疗、雇用保险等构建了有机协作体系,提高了效率"。

失业对策应着力构建长期基础设施

经济危机后失业率急增,韩国国内失业预算也大幅增加。结果,政府的失业预算从1997年占GDP的0.2%猛增至1998年的2.2%、1999年的3.2%。尤其通过 ▲公共劳动 ▲实习员工工资补助 ▲雇用促进基金等比发达国家更为积极的劳动政策,在创造岗位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此后随着失业者减少,该比例降至2000年1.2%、2001年0.6%、2002年0.5%,但与日本(0.52%、1997年基准)、美国(0.43%)等发达国家相比也绝不算低。然而在就业介绍、青年层对策、残疾人雇用、职业咨询等构建长期职业安全网方面努力不足,被指为问题所在。

例如,若扣除失业津贴发放、失业者初高中子女学费支持等,在积极部分的失业对策预算中,有60%~70%集中于能产生短期效果的雇用补助金部分。

韩国劳动研究院博士郑仁洙表示:"与以往以应急处方为主的失业对策不同,今后应着力构建就业介绍与职业培训、强化雇用稳定中心等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基础设施","尤其应把中央的权限大幅下放给地方自治团体,使失业对策能符合各地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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