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企业破产或进入法定管理(公司整理程序),原有的集体协议也应继续有效(韩国法务部,将于3月提交国会的《债务人重整及破产相关法律》确定案)。” “虽有改善方针,但现实是目前大多直接受理公司方提出的假扣押申请(法院,就近来被滥用为压制工会手段的假扣押问题)。”
在劳资矛盾与对立依旧的情况下,对劳资关系有相当影响力的韩国法务部与法院却被批评脱离劳资现场、缺乏合理性。
就韩国法务部而言,去年年末发布整合公司整理法、和议法、破产法的相关法律草案时,曾以“消除企业重整障碍”为由,允许新管理人解除破产前签订的集体协议,此次又恢复原状,引发激烈争议。对此,财界反驳称“即将退出的经营层可能答应大幅加薪要求,存在道德风险”,认为反而会妨碍企业重生。有实例显示,卖给美国通用汽车的大宇汽车,法定管理前夕签下的“加薪与雇佣保障”等集体协议案,此后成为绊脚石。
因此有人指出,虽然理解韩国法务部“解除集体协议恐引发严重劳资纠纷”的苦衷,但本应转向美国那样的折中方案,即“尊重现有协议,但在法院许可时可通过劳资协商修改”。
如果说韩国法务部是顾及企业与工会双方而摇摆不定,那么法院则因无节制地受理公司方对工会方的假扣押申请,结果招致“偏袒一方”的误解。
法院认为公司方的损害赔偿诉讼与假扣押(据韩国民主劳总统计,截至1月末为2200亿韩元)遭到滥用,本月初承诺改善,但目前仍在未经工会方辩论程序的情况下批准假扣押措施。甚至在部分企业,不仅工会成员,为其作身份担保的家人和亲戚也备受折磨。劳动部与“民主社会律师会”等推动像发达国家那样把普通工会成员排除在损害赔偿对象之外并设定假扣押上限,原因也正在于此。
归根结底,韩国法务部与法院是否也应顺应新时代,更多承担起作为国家竞争力根基的“劳资关系一极”的责任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