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样样都好,只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它从未受过审判。” 这是以犀利社会批评闻名的乔治·萧伯纳说过的话。对于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我抱有与萧伯纳类似的感觉。
纵观过去数百年的经济史,本可看出何种政策带来了经济发展,然而政治家和选民却遗忘了历史的教训。
日本经济即便不算后退,也在冬眠。曾与美国、日本共同构成世界经济三极之一的德国,如今与法国一同拖累着欧盟的经济增长。
那么,世界经济是否陷入了宏观经济政策无法解决的前所未有的困境?就如同在非洲等贫困地区急剧扩散的艾滋病患者缺乏合适的治疗药物一样。
1929~1931年间被视为至高无上命题的亚当·斯密式纯粹资本主义,在大萧条面前迎来了惨痛结局。不仅实体经济,金融市场也在全球范围内彻底崩塌。
但世界并未就此倒下。既没有出现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也没有建立革命性的经济体制。虽然陌生,但大胆的政府财政扩张与支出促进了投资与就业,最终终结了欧洲、美洲、亚洲的大萧条。
从所谓后凯恩斯时代的1950年代起,各国在试错中运用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失业率、通胀与通缩问题。当然,并不存在完美的宏观经济政策。因为经济学不是以物为对象的学问,而是关于人的学问。
即便如此,当下是否存在人人认可的正统政策?当然没有。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著名经济学家,各自会给出不同的经济政策建议。但哪些是荒唐的政策、哪些是合理的替代方案,是可以区分的。
因两次泡沫破裂而陷入十余年经济萧条的日本,政治家、选民、企业家、消费者都不知所措。日本政府连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边都没摸到。
德国和法国又如何?他们曾是1945~1970年引领欧洲大陆的火车头。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没有像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和艾伦·格林斯潘那样明智的船长,正在漂流。从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作为可以看出,其缺乏前瞻的洞见与决断力。
事实上,德国和法国的现实是,无法脱离欧洲央行判定为适当的基准利率而自由决定本国利率。欧洲央行必须对从爱尔兰、芬兰到意大利、法国、德国等经济状况各异的国家推行都不至于勉强的货币政策,因此从单个国家的立场看,总不可能都合口味。
或许有人认为,如果德国能摆脱欧元货币政策,德国政府就能把目前高达11%的失业率降低一半,降到美国5.7%的水平。但这是不可能的。德国和法国已处于欧盟所允许的最大财政赤字状态,毫无回旋空间。
英国有些不同。英国在加入欧盟的同时并未加入欧元区。英国央行可以独立行动,并像美国央行美联储那样通过灵活调整利率,明智地应对了经济萧条与通胀忧虑。为英国央行鼓掌。
最后看看美国。不幸的是,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明智。与多数发达国家一样,美国也面临结构性的人口变化。生育率下降已成定局。这样一来,到2020年退休人口将迅速增加,而劳动人口相对减少。
随着退休人口增加,政府在养老金等方面须支出的钱增多,而经济活动人口减少使税收基础削弱,财政赤字加重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人口整体老龄化 ,增长潜力也将放缓。因此,从长期看,我们的宏观经济目标应当是提高储蓄率。只有储蓄率提高,才能筹措到到2020年企业活动所需的大量资本。但现实并非如此。美国人消费多、储蓄少。
布什总统的新政策完全无视了这一现实。他通过减税只让富人心情愉快。这样一来,美国的阶层差距将越来越大,只会加剧不平等。历史学家把当下以“游说”聚票的金权民主,比作19世纪末的经济繁荣时代。
其他国家并不像美国这样,选票被金权严重左右。
此外,共和党布什政权掌控参众两院、回旋空间宽裕,却在推行愚蠢的政策。甚至保守的艾伦·格林斯潘主席也在批评布什的政策。格林斯潘正面反驳了布什关于对富人减税将阻止经济萧条的想法。
因布什政策受打击最大的是美国人。但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有害于美国人的政策也会对全球各国产生不良影响。美国政府应冷静地认识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