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2-13

[UPGRADE韩国劳资文化]3-2. 需改善法律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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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引入全球标准和优秀的劳资惯例是今后经济增长的关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唐纳德·约翰斯顿) 一个国家的劳资关系已超越企业竞争力,成为决定国家未来的必要条件。卢武铉新政府作为国政课题提出的“建设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如果不能构建建设性的劳资关系,同样是难以实现的目标。特别是在我国,劳动市场的僵化一直被视为确保全球竞争力的巨大障碍。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年初以主要大企业首席执行官(CEO)为对象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他们认为新政府最应优先进行监管改革的领域是“改善劳动及劳资领域的各种限制措施”。调查中还浓厚地流露出一种危机意识:若不具备劳动灵活性,韩国经济被淘汰将不可避免。

◇排除政治性是关键=根据劳动部和专业调查机构的研究结果,近来无视“法律与原则”的所谓非法劳资纠纷呈相当增加的趋势。原因在于“非法罢工只要赢了就是合法”这种政治性认识(?)的蔓延。

在“罢工→劳资双方推卸与追究责任→再罢工→妥协”的恶性循环不断反复之中,个别工作场所的罢工扩散至地区单位或行业单位,也属于类似的脉络。

曾经历严重劳资纠纷的晓星集团蔚山工厂,就是个别工作场所的劳资纠纷扩散至蔚山全地区的代表性案例。晓星集团蔚山工厂在就是否罢工进行赞成与反对投票的过程中,工会方面处于不利局面,于是突然中断计票并进入罢工,而正经历类似矛盾的邻近Taekwang Industrial、高合工会则展开联合罢工,使事态进一步扩大。

檀国大学劳动经济学教授金泰基强调:“就劳资问题而言,应集中于完善纠纷解决的体系”,“与其依据情境逻辑执法,更应坚守公正性和一贯性,提高对法律的信任。”

◇须制定劳资均衡的法律与制度=仅在韩国就从事经济相关工作20多年的驻韩美国商会名誉会长杰弗里·琼斯强调:“如果说60至70年代的劳动相关法律和制度过于偏向企业,那么80年代末以后偏向劳动一方同样也是事实。”

他主张,如今劳资关系不应偏向任何一方,而应实现均衡。他判断,改变被视为国内劳动市场痼疾的僵化雇佣结构比什么都紧迫。琼斯会长表示:“韩国随着出生率下降,不久也可能出现劳动力不足”,“劳资双方都需要形成共识,即解雇越自由,新的招聘市场也就相应形成。”

劳资关系专家们一致表示,随着以“社会伙伴关系”为基础、通过劳资关系提升国家竞争力成为跃升为世界一流国家的核心课题,为提高企业竞争力,劳资关系的革新十分必要。

为此,政府需推进解决劳动保护法僵化性的改革、工资决定结构的柔性化等,营造企业确保竞争力与创造并稳定就业的环境,而企业则需实现“客户满意始于劳动者满意”的参与合作型劳资关系。

◇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政府、警察和检察机关明显不愿介入劳资纠纷,只有在出现严重问题或形成议题之后才介入,这种使劳资纠纷长期化的潜在土壤也是须解决的对象。

据劳动部统计,金大中政府执政五年间向罢工工作场所投入警力的仅有28件,比此前政权大幅减少。企业和经济团体处理劳资纠纷的方式也有不少需要纠正之处。丽川NCC由于是Daelim与韩华集团合资企业的特性,曾出现两家公司出身的经营者围绕劳资问题解决而对立的情况。

地区工业园区总务团队相关人士强调:“各类上级劳动团体人士以及与之毫无利害关系的其他工作场所工会干部进行煽动、妨碍企业运营,政府必须予以阻止。”

当政府决心沾上泥巴时,连接两个极端的绳索才会出现,缓冲地带也会同时形成。

曾被冠以罢工国家污名的爱尔兰,1987年一度陷入国家崩溃危机,但凭借政府不懈的劝说以及企业与工会的和合,重新扶起了正在崩塌的国家竞争力,如今已转变为在欧洲国家竞争力排名中争夺第一、第二的国家。

[应引入的劳资法律与制度] 强化调解劳资问题的劳动委员会

“构建符合国际劳动标准的劳动市场效率性与灵活性十分紧迫”

韩国劳动研究院研究委员李承吉主张,要获得符合国际劳动标准的劳动市场效率与灵活性,必须使经营性裁员自由化,撤除派遣劳动适用业务的限制,同时废除或延长派遣期限。

他认为,整顿为与绩效报酬挂钩的工资体系、废除法定退职金制度、转向“企业年金制度”等符合国际标准的基本制度改革十分紧迫。

劳资关系专家们指出:“为防止罢工同样被一部分人强行推动,有必要公正、民主地进行罢工赞成与反对投票。”

英国自1979年铁娘子撒切尔执政后,为使工会成员能摆脱工会干部的牵制表达自身意见,引入了“邮寄投票制”,成功大幅减少了罢工。

此外,若要通过法律与制度而非政治妥协来解决劳资问题,就需要专业化调解功能、公正化裁判功能,强化支援劳动纠纷解决的劳动委员会。

为迅速、有效地解决劳资问题,从根本上减少参与者数量也很必要。目前全国劳动相关业务由劳动部主管,但在地方,地方自治团体另行负责管辖,业务处理重叠的情况不少。已移交女性部的女性相关劳动问题同样有必要加以整合。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常务金英培] 遵循法律与原则的劳资关系是强化企业竞争力的钥匙

去年我国国民以热烈而齐心的感动实现了6%的经济增长率。然而,企业人士和消费者对今年经济前景的心理不安并未显示出减弱迹象。美国入侵伊拉克及油价暴涨的可能性、朝鲜核开发风险、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等周边条件的不确定性也不能不令人担忧。

尽管如此,从世界级学者对韩国经济的忠告中,我国国民仍可以对光明未来的实现可能性抱有愿景与希望。只是,作为其先决课题提出的“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型劳资关系”必须实现,不可否认这是强化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基本基础,也是跃升为东北亚中心国家的根基。

我国劳资关系因法律与原则未被遵守,被外国投资者指为最应优先改善的对象,也是强化企业竞争力的最大障碍因素。要消除这一障碍因素,就必须改变只呈现纠纷与矛盾的劳资关系范式。应以劳资双方对“不成为世界一流企业便无法生存”这一冷酷经济现实的共同认识为基础,克制执着于眼前分配的过度要求,各自忠于自身角色,共同为未来投资,构建成熟的劳资关系。

劳资双方应率先垂范,进行更加真诚、诚实的对话与妥协,并应拥有开放的心态与姿态,共同思考劳资共生之道并提出创意。

为使已成年度惯例的罢工和以威力为先的集体行动不再重复,必须严格执行现行法律,同时改善法律与制度。应将须获得工会成员过半数同意才可进行的罢工要件强化为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并引入罢工赞成与反对投票的邮寄投票制,使工会成员个人不受周围强压而作出慎重决定。

应如外国那样,全面允许罢工期间由外部人力替代工作,使企业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产活动,并彻底执行现行法律对妨碍愿意提供劳动者正常上班行为的处罚。进一步还应新设对以不参加罢工为由在工会成员之间实施物质、精神暴力的处罚规定,从而根除借多数之名进行的少数斗争,即借名斗争。

即便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我国对正规职的雇佣保护规制在27个成员国中位居第二高,因此必须对一直被指为强化企业竞争力障碍、始终不足的雇佣灵活性进行划时代的改善。

依据《劳动基准法》第30条的解雇限制制度和不当解雇救济程序,劳动者已充分获得复职等保护,因此与不当解雇相关对雇主的刑事处罚规定(5年监禁)在外国也难以找到,理应删除。

此外,即便法院最终确认解雇无效,若劳动关系已丧失信任,为回应劳动者的经济要求,同时使企业的劳务管理顺畅,应引入劳动关系终止申请制度,即可依当事人一方的申请,由法院判决在给予金钱补偿的同时终止劳动关系。

应对劳动关系法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审视,使现行法律不成为企业在人力运营灵活性方面的制约因素,包括转向年薪制等以绩效工资为中心的工资体系、以职务价值为中心的雇佣形态多样化等。

想再次强调的是,正如卢武铉总统当选人所言,社会成本最低的劳资关系是在法律与原则确立的前提下形成的劳资关系。如果法律与原则得不到遵守,劳资关系便不再存在,只存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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