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财阀改革、行政改革、司法改革、言论改革、教育改革、监管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国防改革、劳动改革……这些都是历届政府推进过的改革内容,或是为推进改革而设立的委员会名称。文人政府更进一步推进了“意识改革”。我们堪称“改革共和国”。 近则自第五共和国政权起,远则自5·16政变以来,我们进行了许多改革。财阀改革已有30年,教育、监管、行政、政治改革也超过20年。改革做到这般程度,本该到了“改革”一词消失的时候,却看不到任何迹象。
改革做了那么多,为何不见成效?学者们说是因为没有构建改革体系,政界人士举出改革对象的反弹和改革战线的扩大,国民则指出政府改革意志不足和改革不彻底。那么为何未能构建改革体系、未能彻底推进改革?
我们想改革的,大概是阻碍多样性的一律化、行使权限却不愿承担责任的态度、居高临下而非服务、外部难以看清的不透明性、圈内人抱团的排他性、无法应对变化的僵化、以及不竞争而在适当界限上妥协等。也就是说,改革的指向点是透明、责任、竞争、灵活等。
然而此前的改革始终以财阀、政治、行政等既得利益阶层为对象。
改革不足时,保留既有制度又引入新制度。制度不是我们苦思后找出的,而是发达国家已有的东西。应达成的目标水平或实现目标的程序都没有提出。也就是说,只急于改革什么,却未能思考如何改革。
结果如何?由于只针对特定领域,难以克服其反弹或使其参与改革。被指为改革对象的领域中,也有不少可为他者典范、引领改革的群体,结果必然如此。需要改革的问题存在于多个领域,却只想改革部分领域,这也使构建让所有领域都朝改革指向点前进的体系变得困难。保留前政府引入的制度又要引入新制度,于是所有人都容易对改革感到疲劳。应达到的目标水平不明确,虽然改革不少,但评价纷纭,招致纷争。引入外国制度效果难以显现,当事者不愿遵守制度,反而想方设法规避。
为了更好地改革,应以此前经验为教训,把改革方法提升一个层次。首先不妨先改变改革名称。从财阀改革、行政改革这种指称改革对象的方式,转向如“透明性革新”或“责任性提升”这样以目标为中心。确定目标后,再确定社会各领域应改善的课题与实现方法,并一并推进,这样既能防止对改革的反弹,又能构建体系、提高改革效果。正如表扬比责骂更有效,改革也是使用积极用语而非消极名称更为有效。
第二,必须找出有效的政策手段。目标再好,若没有高效实现的手段,该目标也没多大意义。政策手段应成本低而易于达成目标。银行窗口的拥挤得以缓解,并非因为强迫顾客排队,或员工劝说分散用行时间,而是按顺序发放号码牌的一台小机器解决了问题。我们需要集中智慧去寻找的正是这样的方法。因为有问题就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堵住,这种想法与因夜间犯罪增加就禁止夜间通行无异。
第三,应预先确定改革的目标水平。透明性、灵活性等我们推进的改革指向点较为抽象,视角不同差异很大。若各自从自身角度看结果,无论怎么改革争论都不会停止。若预先确定我们社会能够接受的水平,对达到目标的领域宣布改革已完成,所有人都会产生自豪感,从而使日后的改革更为容易。以法律规定的目标尽可能定低,其以上部分由自律达成,这样更为有效。
第四,应先好好利用现有制度。制度过多,政府连现有制度都无法妥善执行,只会引起如实遵守者的不满。在找到最优手段之前,应先让既有制度得到切实执行。
接管委员会以“确立自由而公正的市场秩序”这一表述取代以往的改革名称,看来正是这种方向转变,令人对今后寄予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