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2-02 | 정리=전용호

[周一访谈] 申洪 劳使政委员会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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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劳资关系上没有王道。我国对话文化不足,非生产性的劳资关系不断重演,这是因为彼此缺乏信任。现在劳资双方都应各让一步、尊重对方立场,发展‘讨价还价的技术’,把劳资关系提升一个层次。” 申洪劳资政委员会委员长如此强调,‘对话的技术’是健全劳资关系得以确立的关键。

申委员长表示:“此前由于以单个企业为中心的单线型谈判结构,冲突性的劳资关系一直延续。”他指出:“为克服这一问题,计划扩大改编劳资政委员会的职能,使谈判结构能够按产业、按地区实现多层化。”他还说:“劳资政委员会计划不再纠缠细枝末节,而是围绕大原则达成共识,对在一定期限内无法得出结论的事项,则移交政府进行讨论。”“为使劳资政委员会达成的内容能够切实履行,委员长有必要定期向总统汇报,并出席国务会议陈述意见。”

——劳资政委员会成立已过五年。请简单介绍一下这期间劳资政委员会的活动内容。

▲于本月15日迎来成立五周年的劳资政委员会,此前在约960次会议上就失业、就业、结构调整、劳资关系、社会保障等诸多领域的各种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共识。特别是民主劳总与教员工会的合法化、保障工会的政治活动、制定确保集体协约实效性的方案等主要劳资现实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但与成立当时的紧迫状况相比,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变化,达成共识变得困难,也存在进展迟缓的一面。

——如您所说,尽管初期取得了社会共识等成果,但要求改善劳资政委员会运作方式的声音很高。关于引入讨论时限制、多数表决制等的讨论正在进行,您打算如何解决?

▲委员会现有的协商一致制等运作方式确有需要改进之处。我认为与其纠缠于过于细碎和枝节性的现实议题,不如在大框架下讨论更为可取。具体事项应由劳资政当事方的会议决定,但有必要使会议的终结方式多样化。因为若所有议题都以协商一致制运作,可能因劳资双方立场等原因使讨论无限期拖长。为解决这一问题,正在推动修改法律,以引入为议题设定讨论期限的‘讨论时限制’。讨论时限因事项而异,期限将由委员们相互协调确定。若在时限内无法达成共识,打算将此前的讨论结果移交政府。此外,为提高运作效率,本委员会维持协商一致制,但常务委员会和特委、小委有必要引入多数表决制。因为特委、小委需要进行基本事实确认和意见陈述,若从这一阶段就试图达成共识,会出现耗时更多的问题。

——随着新政府上任,关于提升劳资政委员会地位和扩大其职能的讨论十分活跃。也有主张认为,中长期应赋予其预算和人事权,使其名副其实地成为独立机构。您在做哪些准备?

▲劳资政委员会是总统咨询机构,因此在组织性质和作用等方面,总统的意志很重要,劳资政当事方的意见也很重要。为担保共识事项的履行,我认为有必要定期向总统汇报履行情况,必要时出席国务会议提出意见。

——在这方面与过渡委员会有过沟通吗?

▲上次过渡委员会委员来访我们劳资政委员会时,已在相当程度上形成共识。上月15日举办的劳资政委员会讨论会上也出现了很多积极意见。关于劳资政委员会的地位,计划在本月中旬召开有劳资政当事方参加的常务委员会和本委员会,讨论具体事项。此外,计划通过与新政府的具体讨论,使这些建议反映到政策中。

——最近随着‘同工同酬’的讨论升温,对非正规职劳动者保护方案的关注十分高涨。在非正规职劳动者问题上,最需要重点解决的部分是什么?

▲非正规劳动者问题涉及就业稳定、限制歧视以及失业对策等,对劳动力市场的波及效应很大,据我所知,对于包括相关劳动法修改在内的对策方案,劳资政三方想法各异,公益委员之间也存在意见分歧。因此,制定能让劳资政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并不简单。但目前社会对非正规职劳动者的关注度提高,新成立的政府也有意愿,因此将继续努力,通过劳资政意见折中等方式尽早找到共识点。

——过渡委员会提出应活跃产业别工会的意见。为此也提到在劳资政委员会内设置行业别、地区别委员会。但不仅财界,政府也提出反对意见,看不出容易解决的迹象。

▲我国此前因单线型的企业别谈判结构产生了许多问题,例如单个企业的问题成为引发全国劳资纠纷的原因,因此有必要按产业、行业、地区将谈判结构多层化,提高谈判效率。例如,我认为扩大公共特委和金融特委等,设置公共、金融、运输等行业别协议会,以活跃产业别谈判是可取的。

此外,为解决业务只集中于中央劳资政委员会而导致运作低效等问题,将设立地区层面的劳资政协议会,除一般劳资关系外,还开展失业及就业政策、职业培训、企业层面劳资合作项目实施等工作。

——如果有今年想重点推进的工作,请谈一谈。

▲与劳动政策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都可以成为劳资政委员会的工作。其中我想正式讨论工资和税制问题。即每年经营界与劳动界会面,就当时所处状况下遇到困难的部分达成共识,并建议政府采纳该政策。例如,若经营界今年因经济恶化而经营负担加重,就下调法人税;若劳动界困难,就下调劳动所得税,达成共识后向政府提出请求。

荷兰的社会经济协议会(SER)正在实行这样的制度,但并非强制事项。不过由于是劳资达成共识的事项,向政府建议后就成为‘社会性义务’,会形成尊重的氛围。我已向过渡委员会提出了这一意见,据我所知过渡委员会也表示赞同,态度积极。

——由于民主劳总未参与,劳资政委员会的代表性受到质疑。您有让民劳总参与的对策吗?

▲我个人认识的人也很多,去年就任委员长后曾访问民劳总请求其参与,也不时保持联系。但民劳总的参与问题,除民劳总自身外无人能解决。民劳总主张的产业别体制法制化等要求,超出了劳资政委员会的处理能力,因此不是能够轻易作出决定的事项。目前新政府和劳资政委员会正在积极研究民主劳总的主张,因此也请民主劳总在参与劳资政委员会的问题上,不要只坚持至今的主张,而是以开放的心态慎重研究。/整理=全勇浩记者 chamgil@sed.co.kr

■ 足迹

申洪委员长以在我国劳动法改革中发挥了诸多作用、培养了优秀后学的学者而闻名。

他在首尔大学法学院求学时积极参与进步学生团体‘社会法学会’的活动,由此对劳动法产生兴趣,此后毕生投身于劳动法研究。

申委员长长期为修改扭曲的韩国劳动法付出努力,其活动真正开始发光是从1992年起。从1992年4月到1996年12月,他担任政府设立的劳动关系法研究委员会委员长,在纠正被扭曲的劳动法内容、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集体劳动关系法修正案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他制定的劳动关系法修正案此后经劳资关系改革委员会讨论,成为1997年修订的劳动法的基础。

申委员长还担任劳资关系改革委员会委员(劳动基准分科委员会委员长)、劳资政委员会公益委员等职,为劳资关系的稳定与发展而努力。特别是在担任劳资政委员会缩短工时特别委员会委员长期间,将劳资双方在缩短工时问题上尖锐对立的分歧拉近到可能达成共识的水平。

申委员长在对外活动上也十分活跃,自1996年起担任总部设于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劳动法及社会保障学会(ISLLSS)执行委员和韩国分会会长,致力于活跃我国劳动法学界与国际学界的交流。

◇简历

▲1958年 首尔高中毕业 ▲1962年 首尔大学法学系毕业 ▲1971~1976年 高丽大学法学院助教授、副教授 ▲1984年 首尔大学法学博士 ▲1985~1996年 劳动部行政审判委员 ▲1987年 首尔市立大学法政大学院长 ▲1991~1995年 首尔市立大学校长 ▲1992年 劳动关系法研究委员长 ▲1996年 国际劳动法·社会保障学会执行理事兼韩国分会会长 ▲1997年 总统咨询劳资关系改革委员 ▲1999年 大韩商事仲裁院仲裁人 ▲2002年 劳资政委员会委员长

■ 我所见的申洪委员长

李光泽(国民大学法学系教授)

申洪委员长与劳动的缘分可追溯到首尔法大时期。在所有学生都为成为法官、检察官而埋头高等考试的年代,申委员长感叹当时对社会弱者的制度性保护装置不足,参与进步学生团体社会法学会并担任会长,从学生时代起就对社会现实有着与众不同的问题意识和改革思维。

此后成为劳动法教授的申委员长,曾任我国劳动法学者研究团体韩国劳动法学会会长,成为劳动法的大家,并在30余年间参与中央劳动委员会公益委员等各类政府委员会,切实发挥了将理论嫁接到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作用。

申洪委员长自2002年8月被任命为劳资政委员会委员长以来,在一贯以劳资对抗为主的风气中,把容易变得激烈的劳资政讨论场引向温和氛围,被评价为将劳资政委员会作为社会对话机构的品格提升了一个层次。从这一点看,可以说申洪委员长为把对抗的劳资关系创造为对话与合作的劳资关系倾尽了全力。正如从他的座右铭“慈室忍衣”中可以看出的那样,他把忍耐与慈悲生活化,在人际关系中始终身体力行忍耐与柔和。然而他的柔和在工作上丝毫不适用。他从2000年起两年多担任劳资政委员会缩短工时特别委员会委员长期间所展现的对状况和内容的严密判断,早已为劳资政各方委员所熟知。

申洪委员长虽是劳动法学者,但若了解他关注范围之广,简直会令人惊讶。特别是他对文学与艺术的钟爱可追溯到大学时代,颇有口碑。他在大学就读时重建了当时处于休眠状态的首尔法大文学会,这是他的大学同学和后辈都知道的事。去年11月访问爱尔兰和荷兰的劳资政机构时,他在繁忙的公务行程间隙巡访文学与美术博物馆,对作家的沿革、作品的内容、相关轶事讲解得极为细致,据说让同行的劳资政代表们大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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